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发展既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变化，要求我们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动力，更多的是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期大量资本和资源投入导致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利润下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挑战。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4.8%，但消耗的一次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2.9%。大量的资源投入还使我国的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治理环境污染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上千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动力正在衰减。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经济结构问题日益凸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这个基础还十分薄弱。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2000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进口粮食仍然超过1亿吨。我国现有2.2亿农民，去年农产品出口700亿美元。荷兰农民数量仅为我国农民数量的千分之一，但去年农产品出口比我国多120亿美元。目前，在联合国统计的440种重要工业品中，中国制造产量第一的产品达281种，但大多停留在数量上。去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达2400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5%，但主体仍是合资品牌，而合资品牌汽车利润我们只能分到20%。我国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档芯片大部分需要依赖进口。缺少核心技术、大多处在中低端，是我国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近几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去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50.5%。但如果作国际比较，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在第三产业内部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在70%以上。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短板。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从根本上讲，要转变发展理念，深刻认识到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让创新和技术进步替代资源和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也就是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

发展不协调是长期积累的问题，首先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协调。东部五省一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近年虽有所缩小，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发展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又一个重要表现。城乡差距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年有所缩小，但3∶1的差距在世界上仍然偏大。如果考虑到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远超农村，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还要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的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打破。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仍然存在制度障碍，城乡居民在就业机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平等。近年来，这种情况加快改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十三五”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应当是绿色小康，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再也不能干“要钱不要命”的事了。转变发展理念，务必使协调与绿色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发展，与过去所提的开放有所不同。过去我们讲开放，更多的内容是招商引资，是引进来。新发展理念中的开放，既包括引进来，招商引资；更强调走出去，比如“一带一路”建设。过去我们更多强调中国商品走出去，今后应更注重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开放发展理念指明了我国经济迈上中高端的重要途径，是指导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发展的理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走共同富裕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努力创造，全面小康的成果应由亿万人民群众共享。共享发展理念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特征，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致力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发展理念转变了，我们就会有新思路新举措，就会为发展方式转变开拓广阔空间。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是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南和思想保障。

（作者姚景源为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人民日报》（2016年08月09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