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目前的7.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唱衰中国、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增大等声音又起。那么，步入新常态后，我国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对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符合发展规律的研判。

（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该报告通过对二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的回顾性观察，发现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资源占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术进步迟缓、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等原因，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例外。总结这一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就将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相对停滞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约33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达到约5400美元，进入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然而，我国经济并未停滞，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约6100美元，目前达到约7800美元，跨进中高收入门槛。不过要看到，这是一个水平不高的中高收入。目前，发达经济体人均GDP普遍达到四五万美元，世界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当然，众多低收入国家是“被平均”的。而我国距离人均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较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是对我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一次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

（二）减速不失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是合乎规律的现象。这一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

直接原因需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析。2011年到2013年，我国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出口的贡献率甚至下降到负数，唯有投资的贡献率不断增大。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情况有所好转，消费、出口增速和贡献率均有所提高，不过投资独大局面并未根本改观。加之边际投资效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下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主要投向“铁公基”，致使钢材、粗钢、水泥等在过去30多年实现了二三十倍的超高速增长，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致使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以GDP论英雄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最容易引发项目、投资争夺战，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致使经济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中约有1/4—1/3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但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相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发展方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

认识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减速的必然性，是为了顺应和驾驭规律，寻求适宜的发展速度。如果以2014年GDP636463亿元、人口136782万、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价6.1224为基期，按照GDP年均增长7.0%、5.5%和4.0%的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到2020年、2025年我国人均GDP分别为：高方案10834美元、14987美元，中方案9954美元、12831美元，低方案9135美元、10961美元。总体判断是，只要未来经济不发生大的起伏，我国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不同方案跨越的时间相差较大：按高方案，“十三五”时期结束即可基本跨越，中方案到2022年、低方案到“十四五”时期结束方能跨越。

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密切，从一定意义上说，保增长、稳增长就是保就业、稳就业。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GDP增长1个百分点可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2014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2015年要控制在4.5%以内，故GDP增速可有1个百分点下调空间。如果将失业率5.0%作为上限，则GDP增长率存在2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只需维持在5.4%以上。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升至5.0%以上、GDP增长率降到5.4%以下，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影响较大，应当避免。

减速不失速，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应有的诉求。容忍减速，如前所述，只要经济增速保持在5.4%以上，也即保持中方案的增速，各项目标的达成就不成问题；不容忍失速，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增速除了为保就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还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必要条件。固然，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需要将过高的经济增速降下来，如同汽车转弯时需要踩刹车减速；但是，如果减速变成失速，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就会失去基础和动力，如同飞机失速就要酿成失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集体失速，至今难以摆脱困境；亚洲、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陷入停滞，挣扎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都是经济失速的恶果。容忍减速而不容忍失速，争取高方案、守住中方案，是经济新常态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义和基本方略。

（三）以速度换效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社会扩大再生产有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条途径。改革开放伊始，我国正值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初期，人口和劳动力比较优势显著，经济发展顺理成章地走上以增加劳动量为主的轨道。改革开放释放了社会资本活力，解放了生产力，投资扩大加上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成就了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几近10%的超高速增长率。然而，这样的超高速在成就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起来。

速度与效益不对称，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粗放，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突出反映了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经济结构失衡，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能过剩，严重影响经济效益提高，甚至使经济效益为负值；不计成本铺摊子、搞建设，资源环境瓶颈凸显，导致边际投资效益和生态效益大幅度下降；收入差距扩大严重损害社会公平。这些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总是相伴而生的。既然速度与效益不对称由速度偏好而起，那么，解决问题就要从去除速度偏好开始，以牺牲一点儿速度换取效益的有效提升。应当说，中央很早就关注到效益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时，前面就冠有“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可惜，这个前提常常被忽略或遗忘，只讲翻番不谈效益，这才使速度与效益不对称日益加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特别是提出创新发展等五大发展理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法宝。

当然，提出以速度换效益，并不是速度越低越好，更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符合客观实际的速度，不要不顾效益的速度。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自然是具有一定速度的发展。前面提出的高方案至中方案的经济增速，就是适宜的、可以达到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速度。利用由高速到中高速增长腾出的空间，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进旨在提高经济效益的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实现向低投入、高产出和低消耗、高效益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完成向现代产业结构、现代经济技术结构转型；加速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加快提高生态环境效益等的改革，就能逐步解决速度与效益不对称的矛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及的是，在劳动年龄人口供给越过刘易斯拐点、投资加劳动力无限供给发展模式终结以后，把提高人口素质、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放到突出位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关键。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导的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均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选择。

（作者田雪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民日报》2016年1月14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