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状态下，金融在幕后默默运行；但风云突变时，金融部门危机将痛苦地浮出水面。”这是世界银行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金融与增长：变动世界中的政策选择》一书中，对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健康成长重要作用的描述。

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曾一度被国际同行视为技术上已经破产、随时可能爆发危机，而如今，当全球金融业深陷危机之时，中国银行业却风景这边独好。上市后的中国几大银行在其利润率、核心资产等都名列全球银行业前十。作为金融改革的重头戏，银行股改成功上市给出了满意答卷。

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  

如果说，在中国银行业体系变迁的历史版图上，1978年是改革一道重要的 “分水岭”，那么到2002年底，中国银行业已经走到了又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改革迫在眉睫。

当时，国际权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称，中国12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状况全部被评为投机级（即BBB-级以下），而其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不足27.6万亿元，不良贷款超过17.8%。

2002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国家制订了国有银行业“重组—引资—上市”的改革三部曲。希望通过大规模财务重组，从根本上改变国有商业银行传统的产权与经营机制，健全公司治理，强化市场约束，推动银行的持续改革。

用“闪电”来形容中国四大银行先后上市的速度之快一点也不为过，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4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三家大行已经先后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财务重组。到2005年底，整个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历史性地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至2006年，资本充足率均达到10%以上的稳健水平。

2005年10月27日，对中国银行业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子。这天，中国建设银行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先于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一个月后即迅速回归A股；而中国工商银行更创下世界最大规模的IPO纪录，同年秋季实现了A＋H股同步上市。

交通银行先于工行在香港上市，后又于2007年7月回归A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中国农业银行义无反顾地启动了股改，并于2010年完成Ａ＋Ｈ股同步发行、先后上市。至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圆满“收官”。

“以前，我们这里对公和对私营业窗口加起来才7个，自助终端也只有一台穿墙的大型取款机。”环顾四周，梅欢笑眯眯地对记者说：“现在，整个大厅服务窗口已经超过20个，而且还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细分为五大功能区，服务效率是以前不能比的。”

梅欢从2001年就一直在中国银行金华分行营业部担任大堂经理，对于这家二级分行的变化，她既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十年间，金华分行的资产总额从2002年末的68.54亿元到2012年6月末的305.15亿元，税前利润从亏损1083万元到盈利4.76亿元。

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数据的变化，更是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中行金华分行这种全方位的变化，也正是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变迁的一个缩影。

截至2011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到113万亿元，是2003年底的4.1倍；不良贷款率从2003年底的17.8％降至2011年底的1.8％；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升至12.7％和10.2％；商业银行平均拨备覆盖率达278.1％。

中国银行业改制的成功上市，不但证明自身的实力，也得到了全球国际同行业的认可。2011年，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1000家最大银行排序显示，工、建两行分列全球净利润排行榜冠、亚军，并与中行、农行全部进入核心资本排名前十位。

金融服务无处不在

以前，由于云南属于“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不便，金融服务机构、基础设施缺乏，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近几年新农保、新农合、各类支农补贴也依托银行进行资金发放，边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取钱就成了大问题。

前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采访，路过鹿马登乡赤恒底村时，娃底三组的迪付局拉着记者的手说：“现在山沟里也有银行了，我们现在取钱，再也不用溜索、爬山、搭车了。”

在杭州五县市部分地区，2012年度杭州市中心镇金融服务业发展项目已经确定，在中心镇新增18台以上的ATM机，在乡镇就能用ATM取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10月份，全国ATM数量超过27.1万台。大大方便了储户取钱、转账等基本金融功能服务。

刘先生经常因出公差到国外，无论他出差到哪里，手中只需一张银行卡，省去了以往需要带现金去银行兑换当地货币的麻烦，到哪里购物、消费都更方便。

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

今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决定被媒体称为“打破金融体制”改革的积极推进信号。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的办公室里车水马龙，找他的人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陷入生存危机的企业家们，前来咨询这场改革能否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局；另一类是手握大量现金的企业家，他们关心的问题则是：他们能做什么。

“当前中国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赵庆明说，主要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金融业融入全球市场的程度越来越深。

“在这种新形势下，对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提出了更深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就不单是金融部门的事，还涉及多个部门、多个领域，同时还有国际协调、合作的问题，每往前迈一步都不容易，这就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赵庆明说。

“规模大不等于竞争力强，利润高不等于机制好，网点多不等于服务优。银行业的历史性变化得益于改革推动，今后的转型发展更需要改革推动。”用银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话说，“如果说八年前的改革是体制改革，那么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就是机制改革。”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中国的外围改革已基本完成，当前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改革急需攻坚。他分析，改革不能由利益部门主导，否则极易“跑偏”。应借鉴国有银行改革的经验，成立多部门组成的国务院领导下的改革工作小组，设计改革总体方案，利益部门具体落实实施方案。

针对我国金融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郭田勇分析指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农村金融和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相对滞后，利率、汇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进一步推进，金融宏观调控还有待改进，金融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服务实体放在首位 

今年初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  “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有提及，在当前我国金融有了较快发展、国际金融危机负面效果仍在显现的背景下，金融工作会议又着重提出这一思路，无疑极具指导意义。”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连平认为，今年国际金融危机发出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一些国家金融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导致社会资本“脱实向虚”，诱发了金融海啸。

“这既是我们从西方发达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也是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的考虑。”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赵庆明认为，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农村地区、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更为迫切，这更需要金融业把握好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

在金融服务实体中，金融改革中如何更好的服务实体需要更加大胆与创新。在民间资本活跃的温州市，如何贯彻、实施中央今年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已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直言，此次改革就要看温州地方官敢不敢把“乌纱帽放在桌上”，敢不敢突破自己，敢不敢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中寻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创新模式。

温州经济研究者、前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则认为，改革能不能成功，关键看地方政府能不能以积极、主动的改革态度落实细则，“上世纪80年代温州私营银行诞生的草莽年代，连个影子文件都没有！”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杨农认为，当前应尽快建立起信贷与资本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机制。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大力推动金融创新，既要认清金融产品的工具属性和风险中性特征，又要鼓励发展并有效把握动态边界为基本原则，尽快形成发展金融市场的共识，有效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产品、机制和制度创新，发展资产证券化、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基础性金融产品，显著提高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