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文献中，“五老”的称谓最早起于何时？具体是指哪五位革命老人？这是研究“五老”首先必须搞清楚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目前关于“五老”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种。
董必武提到的苏区“五老”
根据董必武回忆，早在红军长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就已有“五老”称谓。
1936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杨尚昆曾给参加长征的各部队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董必武应约撰写了题为《长征纪事》的一组三篇文章，其中在《出发之前》一文中写道：“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
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共党内关于“五老”的最早提法，因为当时是在中央苏区，所以又被称为苏区“五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被称为“五老”之首，后面依次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
苏区“五老”中之所以没有吴玉章，是因为吴玉章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当时并不在国内，后来又在1935年11月被派到法国巴黎负责出版《救国时报》，直到1938年4月才回国。
毛泽东提到的延安“五老”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在祝词中指出：“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
在这里，由于毛泽东明确列举了中共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至今。
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提及何叔衡，是因为何叔衡没有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壮烈牺牲。否则，中共延安“五老”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六老”了。
朱德提到的南泥湾“五老”
1942年7月10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结束后，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并赋诗一首，其中写道：“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在这里，朱德明确使用了“五老”一词来概括同行的五人，这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传》称为“延安五老”。
但是，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先生，只是应邀同游南泥湾的五人之一，作为“五老”的实际认可度并不高。
此外，与董必武、林伯渠同龄并且同样德高望重的朱德，后来也没有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是，这并不影响朱德在中共党内的崇高地位，他永远是人民心目中的“朱老总”。
当前关于“五老”人员组成的共识
目前，关于“五老”的人员组成，一般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这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但是，在具体称谓上，却有中共“五老”、延安“五老”和中共延安“五老”三种不同提法。
其中，中共“五老”虽然指明了是中共党内的“五老”，但没有指明是延安时期的“五老”，因为中共在其他历史时期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如苏区时期的何叔衡等；延安“五老”虽然指明了是延安时期的“五老”，但没有指明是中共党内的“五老”，因为延安时期在党外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如李鼎铭、续范亭等。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称为中共延安“五老”，可能比较准确，也更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内，除延安“五老”外，还有许多同样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
例如，董必武曾这样评价何叔衡：“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正是这种奋斗和牺牲精神，使年过半百的何叔衡走在了时代前列，并获得了苏区“五老”之首的尊称。
又如，朱德早年追随蔡锷参加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复辟，后来又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是参加北伐战争，后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之一，被尊称为“朱老总”。他们与延安“五老”一样，革命精神永放光芒，道德风范令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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