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在全国的基层调研中，可以看到一种普遍现象——“干部干，群众看”，甚至出现“干的干，看的看，看的给干的提意见”。基层干部任劳任怨、夙夜在公，而广大群众并不知情，不仅很少参与，还对干部的行为方式和工作绩效有大量怨言，甚至走向信访和投诉。为什么出现如此巨大的行为反差？是哪些因素引起了如此的反差和不协调？
压力型体制下匆忙应对的“任务型干部”
基层干部“忙、忙、忙”，基层干部“累、累、累”，这种现象似乎众所周知，但这是为什么呢？其深层的制度性、体制性原因是什么？如果从根源上来考察，基层干部再忙，也不是“在忙个人的事情”，而是“在忙组织上的事情”，也即“公务繁忙”。那进一步再问：基层干部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公务”？其实，基层干部，包括县、乡、村（准行政化人员）三级干部，作为体制内人员，是组织化的干部，其所作所为是“组织化行为”，他们是为了完成各种各样的“上级任务”而忙乎！基层干部可谓实实在在的“任务型干部”。那么，所谓的无限多“任务”何来？基层干部不完成“任务”能行吗？这就需要从压力型体制下基层任务实施的体制机制来揭示。
第一，从上到下层层加码的“任务下传机制”。当代中国急剧的全面现代化赶超进程，急剧变革流动的城乡结构，都使传统的权力集中、权力推动的“压力型体制”达到极致，也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潜能达到极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但也带来了基层治理中的“压力无限叠加”。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乡村振兴，从中央到基层，五级政府工程任务，都必须在乡村基层加以实施完成。而为了保证工程任务的按时按质完成，各级地方都有把任务完成的时间和数量“层层加码”的冲动和激励。从县域来说，从中央、省级和市级下达的任务，县级的党政部门，通过“召开会议部署—分解加码任务指标—与乡镇干部签订任务责任书”，而下传到乡镇基层。而任务的规划权、资金分配权、检查考核权，基本全都在县级党政部门手中。而任务完成的“好坏”又与基层干部的仕途命运和奖金福利直接挂钩，基层干部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力和机会，只要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基层干部必须“无条件完成”，这几乎成为基层干部唯一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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