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作为宏观与微观的转承点，市域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重大矛盾风险的资源力量和统筹能力，是防止风险外溢扩散上行的重要关口。
自2019年12月中央政法委全面启动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以来，各地各部门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块块市域社会治理“试验田”在省级推广、在全国示范，一项项经验总结从“盆景”巧变“风景”，以市域平安不断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材料2：长期以来，广东省中山市采取“市管镇”两级扁平化管理模式，孕育出数量众多、实力雄厚的专业镇。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工业园区遍地开花，土地低效开发利用，城镇建设“摊小饼”，资源利用碎片化等问题层出不穷。
近年来，中山市充分发挥党委组织和政法部门协同作用，对社会治理进行多维度指数化监测预警，形成市、镇（街）两级党委书记“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的导向，形成齐抓共管、上下贯通的体系，全面整治“沉疴旧疾”，实现片区“舒筋展骨”。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构建起党组织领导的区域统筹、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新格局。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被确定为“一把手”工程，四级书记担任本级领导小组组长——盟委书记抓顶层设计，旗县市委书记抓任务落实，苏木乡镇（街道）书记抓具体盯办，嘎查村和社区书记抓服务反馈，收集群众诉求38749条，办结率91．2％，为群众直办、帮办、代办服务事项10万余件次，98％的群众诉求在社区得到解决。
在贵州省铜仁市，党委领导下的家庭、社会、职能部门三方联动的社会问题处置机制已建立完善——平安创建、民转刑命案防范、社会组织培育、社区服务等30多项任务形成责任清单，分解到各群团组织，推动其与政法单位力量联合、工作联动。群团组织“柔性”补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让执法“刚性”获得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支撑。
在素有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制造业重镇之称的湖南省株洲市，党旗“插上”产业链行动如火如荼开展——17条产业链建立联合党委，推动把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将网格内各类组织纳入网格化管理，最大限度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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