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十三五”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科技实力明显增强。航天事业捷报频传：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嫦娥五号首次完成我国月表采样返回……科技成果应用加快：移动通信、新药创制加速应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加速发展，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研发应用取得积极进展……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计算原型系统“九章”成功研制，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完成万米深潜，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建成放电……一项项成就，彰显我国科技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基础研究领域怎样才能实现突破？关键技术领域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如何才能在前沿科技领域实现“换道超车”？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建言献策，为进一步加快我国科技强国建设步伐汇聚力量。

基础领域：强化原始创新的技术积累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委员提出，近年来我国虽然在量子信息等领域涌现出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但也在部分关键领域存在“卡脖子”技术问题，究其根本还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相对科学原发国家而言，我们的积累还不够。”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委员指出，原始创新来自基础研究，而我国真正特别关注基础研究也就是过去二三十年的事，相对而言时间还比较短。真正的原始创新工作需要长期的积淀。这是我国目前创新成果较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以我所从事的通信行业为例，5G是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技术，打牢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基础至关重要。”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委员表示，亟须在高端传感器、人工智能、光通信器件、半导体和微电子等领域强化基础研究积累，特别是企业、高校等创新主体要加强与国内外基础领域科研交流与合作。

原始创新非朝夕之功，需要久久为功。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6%，“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了1倍。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在物质科学、量子科学、纳米科学、生命科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学院教授王立峰代表看来，人才是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关键，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要加大对优秀青年人才的科研启动支持力度，健全完善青年人才科研资助体系，加快提升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战略视野、把握科学前沿和领导重大创新活动的能力，加快培养造就下一代科学家。”“基础前沿研究是讲明天、将来的事，离不开创新主体的参与。”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刘伟委员深深感到，只有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企业创新的脉动才会澎湃强劲。“这就需要加大原始积累和基础研究投入，建议加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非定向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鼓励在科技领先企业参与基础研究，更要保持耐心和定力，以更加包容的态度看待基础研究的发展。”刘伟委员说。

关键领域：打破亦步亦趋的路径依赖

近年来，我国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实现“后发先至”，关键核心“卡脖子”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疫情防控科研攻关让科技界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考”，更加凸显了培育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关键核心技术并非高不可攀。”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代表表示，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强大制度优势，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就一定能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把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企业出榜、全球揭榜”“需求张榜、在线揭榜”“任务定榜、挂帅揭榜”……江苏省科技厅厅长王秦代表表示，数据显示，我国15.1%的领跑技术分布在江苏，特别是纳米科技、超级计算、生物医药、物联网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产品创新水平位居国际前列。过去一年，面对突破“卡脖子”瓶颈的迫切需求，江苏积极探索新型项目组织方式，取得较明显成效。“卡脖子”技术多是综合性技术，实现其突破需要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发组织模式。在创新联合体中，领军企业必不可少。“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赴基层考察，来到江苏徐州，调研第一站就深入徐工集团。这让我们倍感振奋。”徐工集团科技质量部部长闫丽娟代表告诉记者，徐工集团牢记嘱托，强化自主创新，“十三五”期间所攻破的关键技术中，20%都是“卡脖子”技术，取得了如电控箱技术，包括超长臂的寿命设计技术等关键突破，取得国际专利81件，完成4项国际标准的制修订，真正拥有了技术话语权。

前沿领域：加快产业重构的“换道超车”

如何让科技成果有效落地，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赵宇亮委员关心的事。他说，近年来，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在很多领域已跨入世界前列，在纳米、化学、材料、量子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论文数、被引用数、专利申请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短缺情况尚未根本改变。

“主要原因是科技创新链不完整。”赵宇亮委员分析，科技创新链一般包括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品开发等。基础研究的科研论文发表、专利申请是高校科研院所的事情，产品开发是产业企业的事情，“相比而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很薄弱，很多基础研究成果无法转化落地”。“要实现前沿领域的产业升级重构，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要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新产品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其在不同产业和应用场景的先行先试，加快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刘伟委员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委员建议，可以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直接投入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利用企业较灵活的资助方式，激发创新活力。建议制定相关各方在成果转让、股权分配等多种形式下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充分利用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5G技术是信息科技升级换代的创新引擎，是新基建引领新发展的战略基础。截至目前，我国建成并开通的5G基站已达71万座，连接用户数超过1.6亿。但张云勇委员表示，当前5G应用推广依然面临着民生示范不足的问题，高铁运输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张云勇委员今年提交了一份关于5G上高铁的提案，建议以北京为中心，围绕京张、京雄等高铁名片线路，实施5G高铁“上车”方案，并进一步向京沪、京广等重要高铁运营线路复制推广。“这需要盘活全球基础科研资源，共同加大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与攻关力度。”张云勇委员说。“要想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就要支持本土科技企业的发展，推进核心设备和技术的国产化进程。”对此，刘伟委员建议，在科技创新场景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大内需，提高产业链的自主化水平。

作者：本报记者 张亚雄 崔兴毅；《光明日报》（ 2021年03月09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