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长期科技创新治理的六大新趋势

趋势之一：科学、技术、创新突破的难度和复杂性空前提升，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逐步演化为系统之间的竞争。在宏观层面，当今世界正处于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前夜，诸多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正深入“无人区”腹地，需要学科、产业、区域、机构之间更为紧密、更具深度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协同攻关。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社会的相关性日益增强，研究者、投资者、开发者、生产者、服务者、应用者互动合作越来越紧密。从研发设计、技术集成、生产组织，到价值实现和利益分配，供需互动的形式更加多样、速度更快、界面更加模糊，围绕核心产品或服务，形成了无数个持续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因此，大至国家，小到产品和服务，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已超越微观组织和个体层面，实际上已成为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

趋势之二：社会创新力量逐步崛起，与建制性科技力量一起成为科技创新的“双雄”。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对高校、科研院所、具有研发能力的大型企业等建制性科技力量在创新突破方面都寄予厚望，并赋予其在前沿基础领域“深耕”和关键核心领域“攻坚”的重任。另一方面，随着创新基础设施成熟度持续提升，可用性不断改善，以及公众科学素养的逐步提升，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创新愿望和能量被进一步激发，高成长性创新型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以及社会公众正成为科技创新的新锐力量。

趋势之三：科技创新研究范式加速迭代发展，网络化、数字化、平台化及社会化趋势明显，策略化、有组织的颠覆式创新初见端倪。随着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日臻成熟，研发条件的持续改善，研发合作逐步深化，更多的思想、知识、经验、数据、研究方法、分析工具通过网络轻松分享和互动，居家工作的基础研究者、跨学科的开源技术社区、指向特定科学问题的研发众包、灵活多样的创新共同体等创新模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创新思想开始在“科学家+实验室”的传统科研体制外发生，在实现多点突破后，激发全线共振，进而牵动面上震荡，最后引爆整个系统，推动系统的更新和升级。另外，随着数据成为创新资源，大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应用，以及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的逐步成熟，在实验归纳、模型推演、仿真模拟等基础上，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开始成为第四种研究范式，使得策略化、有组织的颠覆式创新成为可能。

趋势之四：科技创新资源的内涵更加丰富，配置趋向社会化和开放化，开发利用呈现网络化和平台化趋势。科技创新资源指的是服务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要素。除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设施、装备、管理等传统认知范畴内的创新资源之外，数据、计算能力、算法工具、专利组合、IP地址根目录、通信频道、空间卫星轨道、二氧化碳排放权、基因注册等进入资源列表，科技创新资源的内涵更加丰富，并出现两个新趋势，一是越来越抽象，趋于无形化，二是越来越集成，资源能力化。在资源配置方面，依托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虚拟组织能力，分散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得以高效集成、转化和增值，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极度扁平化的科研众包平台，开始参与“高大上”的科技创新活动，更多大众化、多元化的研发资金更加快捷地随之跟进，推进科技创新的商业化进程。拥有有限创新资源的各类主体正不断超越行业、领域、区域甚至国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整合资源。在科技创新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通过建立信息物理系统，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装备和实验仪器、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与各类研究网络连接起来，科技创新资源的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以及端对端集成得以实现，连通成为可以承载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平台。

趋势之五：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增加，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当前，科技创新活动密集活跃，其方向、强度、速度、节奏等均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同时，由于涉及面广，治理范围不断扩大，科技创新治理的相关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常常跟不上形势发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合成、人机互联等科技突破对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生态安全正造成剧烈冲击；数字暴力（Digital Violence）、虚拟霸凌（Cyber Bullying）、数据权力化等对政府治理形成新的挑战；人造卫星的低成本发射，将推动星空互联网完成构建，导致现有监管体系失效；核武、生化、网络病毒等“致毁知识”的出现和升级，更是直接威胁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科技创新的负面效应和破坏性将逐步增大。

趋势之六：国际科技合作格局趋于复杂，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抬头。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美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发展的心态变得日益复杂，戒备心理开始占据上风。近两年，在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质疑、指责甚至诋毁的声浪逐步升级，与中国“全面脱钩”的声音甚嚣尘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在客观上使得科技交流与合作更加趋于封闭和孤立，英国《金融时报》称疫情为“一次去全球化实验”，也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一部分现实心态。

2.科技创新治理必须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应对这些趋势，一要未雨绸缪，做好较长时间技术和装备引进、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科研合作和人员学术交流受阻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在一些极端重要的前沿基础和关键核心领域，进行前瞻性部署，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突破的优势，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二要大胆尝试，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探索构建层次和类型更为丰富的国际合作网络，推动更高层次、更加灵活的国际科技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大局。三要化危为机，研究全球化发展受阻，新型区域化兴起背景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互动耦合和格局重塑的新动向，主动发现新的战略机会，探索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的新途径。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科技创新治理必须把握和坚守的核心战略需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维护国家安全。科技既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也是维护其他领域安全的重要手段。2018年的中兴事件就说明了战略性核心技术过度依赖别国的极度危险性。2019年，我国芯片进口连续第二年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贸易逆差高达3倍之多。再如，我国在人工智能的数据和商业应用方面已形成一定优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基础算法领域的差距仍然很大。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差距如果不能缩小和消除，将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危及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强化科技创新治理，提升创新体系的供给能力、质量和效率，全方位地筑起国家安全的科技防线。

保障高质量发展。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我国经济增长亦面临巨大压力。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医疗机器人助力急救一线、远程诊疗、确诊和疑似病例位置查询服务、健康码的广泛应用、辟谣平台的启用、为公共医疗研究机构提供算力和算法支撑，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在战疫中得以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智能工厂、在线消费、免接触配送、线上办公、云教育、视频会议等新业态逆势飞扬，科技创新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的成效初步显现。但是，从世界范围看，创新型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率一般在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一般在30%以下，我国尚存在不小差距。因此，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科技供给，将是中长期科技创新治理的重要任务。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近年来，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很关注科技创新的社会相关性，着力体现科技创新治理的“社会温度”，满足民生改善的现实需求。日本在第五期科技基本计划中，提出建设“世界上最适宜创新的国家”，打造丰富人们生活的“超智能社会”，深化科技创新与社会的关系。德国2018年推出“研究与创新为人民——高技术战略2025”，强调高技术战略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首先解决当代重大社会挑战。科技创新治理应时刻关注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尝试构建对应技术发展的社会应用场景，不断将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融入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方面面，从而在最大范围内激发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和社会响应。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