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具有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全体城乡居民的全结构福祉。

实施先富带后富，“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内在规律。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从社会政策视角看，共同富裕立足于共同权利、生成于共同发展、实现于共同享用。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覆盖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享用、共同处置机制覆盖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公有制才能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及其实现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洞察，“共同富裕”主要体现为“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共同劳动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内涵超出了单纯的物质丰富范畴，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总体成果，是包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的全结构福祉。如绿色生态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公共环境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可以更广泛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财富和福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系列论述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基调，注定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培养“财主”品性而自居，而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在逻辑的进取。所以，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能简单理解为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中和转移，而应该是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全结构福祉。

共同富裕具有历史阶段性渐进逻辑和以需求为基础的差别原则。

1953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倡“共同富裕”，其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而达到城市工人生活水平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会经历一个由初级共同富裕到中级共同富裕再到高级共同富裕的历史”，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推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体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

共同富裕基于的共同权利是一种个人权利集合而成的总体性权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权利对个人的保障机制是以机会平等为特征的过程公正和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为条件的结果公正。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即使进入文明程度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公民的需求存在差异，福祉在客观上也不是平均分配的。所以，共同富裕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基于个人机会平等的过程公正和基于有条件或者有选择差异的结果公正，是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发展和共享权利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机制。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差别从过程上是由剥削机制产生，或者从结果上造成两级分化，那么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能容忍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首先消灭了剥削和绝对贫困。

理解共同富裕的观察指标。

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

富裕是人类在比较体系中界定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不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历时性，更具有当下比较水平的现时性。新时代的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但在操作化测量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国民收入来观察富裕的程度，用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即平等水平。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其全结构福祉也越高；年度收入分配和长年积累财富的基尼系数越大，全结构福祉的差别不平等也越大。

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纺锤体社会结构，也建构了步入初等共同富裕的保护性社会机制，为向共同富裕持续迈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策保障，然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来源：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