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努力培育一大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既是乡村人才振兴的核心要义，也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提质进阶，需走出狭隘的“农民观”和碎片化培训，关照个体职业全生命周期，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代化转型。

新型职业农民是什么样的。

新型职业农民应该是什么样的？依据乡村全面振兴对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就是要有职业化素养、专业化能力、事业化情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现他们的现代化转型，就是要基于职业化素养、专业化能力、事业化情怀的“三化”培育目标，推动人才培育目标的转向。

职业化素养。新时代对新型职业农民的重新定义要求从根本上实现“由身份向职业”的转变，提高他们从事现代农业的职业信念、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职业信念培育的核心在于让其感到从事农业“有尊严”“有保障”“有成就”，即充分认识到自身所从事的工作既是一项自主选择的，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具有特殊价值的体面职业；也是一条通过劳动付出就能获得相应经济收益的有效途径；更是一种实现美好人生、通往幸福生活的重要方式。职业道德培育的关键在于提高其食品安全意识、营养健康意识和生态环保意识，以对消费者负责、对下一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守住质量底线、铸牢生产防线、不越耕地红线，确保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职业操守培育的重点在于让新型职业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守法自律、诚信经营、真诚合作、公平竞争，坚守行业标准、恪守行业规范、遵守行业流程，真正体现出现代农业从业者的职业性。

专业化能力。农业分工的细化和农民职业的分化催生出多类型现代农业从业主体。基于此，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专业能力培育。对于生产经营型的新型职业农民，重点帮助其掌握市场分析、投融资决策、品牌建设、市场运营、组织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的能力，培育其成长为“懂市场、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经营主体。对于专业技能型的新型职业农民，重点立足于实现从“会种地、会养殖、会加工”到“种得好、养得好、生产得好”的转变，培养其科学化、规模化、精细化的种植、畜牧或农产品加工能力，帮助其成长为“田秀才”“土专家”“技能大师”。对于专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将对从事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业等生活性服务主体的培训重点放在服务礼仪、环境优化、电商平台运用等从业知识和技能上；将对从事农机、植保、兽医、质量安全和农村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主体的培训重点放在专业知识、行业标准、操作程序、数字化服务等方面。

事业化情怀。事业化情怀是从业者事业观和事业心的主要表征。对新型职业农民事业化情怀的培育要让其将个人理想、人生价值与乡村振兴、国家发展、民族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其“志愿事农”，积极融入广袤农村的内驱动力，乐意将农村作为自己工作的主阵地、主战场；提高其“安心务农”的理念信念，保持对农业生产的浓厚志趣，将当新型职业农民作为自己长久甚至是终身的职业选择；鼓励其树立“建功‘三农’”的宏大志愿，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职业使命和责任担当，像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李子柒、“全国十佳农民”邢万里等优秀新型职业农民代表一样，将真心、真情全部倾注到农业农村中去，真正做到“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遇到什么瓶颈。

虽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经在数量上、规模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从我国农业基本国情、教育实情和农村民情来看，培育具备“三化”综合素养的新型职业农民还面临以下一些瓶颈。

全育网络尚未形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但现实中仍然存在的片面化、碎片化、离农化等培育问题，造成各环节、各要素间的协同性不足。突出表现为：对个体职业全生命周期的关照不够，培育重点多集中于专业技能获得的“学徒期”和综合能力提升的“成熟期”，忽略了萌芽期、专家期和隐退期，没有形成“职前—职中—职后”的完整培育闭环；纵横交织的教育体系还不健全，以涉农院校、农广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农技推广机构为主的多类培育主体各自为营、各行其是，进而导致教育资源不足、课程标准混乱、教学内容重复、教学效率低下等问题；培育出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由于对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不明确、对农村产业发展重点不明晰，对农村人才专业技能需求不清楚，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规律不了解，致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主观、盲目、随意，培育出的人才也不能为“农”所用，无法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选育对象相对单一。受传统农耕文化和户籍制度的影响，人们习惯性地将“农民”理解为一种与“城市人”相对应的“身份”。这种狭隘的“农民观”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将选育对象范围缩小到了拥有农村户籍的在乡和返乡农民群体，忽视了那些有志于服务农业农村，愿意入乡的，包括城市青年、大学生、退伍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员。而选育对象过度集中又使得同类从业者的培育需求趋同性明显，影响了新型职业农民分类分级的培育，难以建立起多元化、立体化的乡村振兴人才体系。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地区、机构遴选管理不科学，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培育台账，或者因数字管理条件不足只能按传统纸质方式留存信息，在培育对象不多元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重复遴选、多头遴选的低效或无效培训。

培育内容重术轻道。“三化”培育目标主要解决的是新型职业农民“不爱农”和“不善农”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中，在“一技在手、衣食无忧”的传统思想影响下，许多培育主体过分强调“不善农”的问题，狭隘地解读了国家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面向产业、融入产业、服务产业”的要求，对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化素养”和“事业化情怀”的培育目标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培育内容设计“育”的理念缺乏，“训”的色彩浓厚，表现出明显的工具化特征，这既不利于新型职业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也不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亦不利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全面推进。

共育机制薄弱乏力。新型职业农民的有效培育需要调动多元主体积极性，整合各级各类资源，形成人才培育共同体。但是，受“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影响，政府、市场、社会、院校等多元利益主体相互协调、相互分担、相互分享的意识不足，习惯于私下“打小算盘”，将实现个人或部门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选择的前提，从而导致各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成本分担、资源配置、人员安排、利益分配等方面产生博弈冲突，表现出职责不清、政出多门、沟通不畅、协同不利等问题，难以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育的良好态势，难以实现人、财、物、信息等资源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难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质量与效率。

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在深刻反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标“三化”职业素养目标体系，整合多维资源，聚合多方力量，多措并举地推动育人变革，是十四五期间高质量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

优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架构，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重点要科学布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规格、梯次与结构，形成“内外协同、纵横交错”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一是微观上要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帮助新型职业农民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强化职业理想“萌芽期”的教育引导，打通其成长空间和发展通道。二是宏观上要跳出教育思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从实现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出发，倒逼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改革，促进“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的有机融合。三是纵向上要规范拓展从低级到高级的多路径“进阶”渠道，实现“初级—中级—高级”的“三级贯通”。四是横向上要促进“普教—职教—成教”的“三教统筹”，实现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人员培育的“三类协同”，积极探索“高素质农民培育衔接学历提升教育”。

丰富新型职业农民基本内涵，科学遴选培育对象。一是矫正对农民的传统认知，跳出“农圈”选育人才，将那些虽是“非农户口”，却愿意或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类人员纳入其中，拓展培育对象。二是根据新型职业农民职业类型的分化、职业水平的高低、从事产业的类别等细分培育对象，促进部省市县分工协作，分类分级地开展精准化培育。三是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数字档案，实现对培育对象信息管理的智能化，同时建立数据整合机制、共享机制、动态管理机制，有效避免重复遴选、多头遴选等问题的发生，切实提高培育对象遴选工作的针对性、准确性与实效性。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三农”情怀，彰显育人价值。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其公民意识，培育其对“三农”的真挚情感。一是培育“爱农”情感。帮助他们充分理解“‘三农’战略后院”之于粮食安全、生态环保、文化振兴等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价值，激发其内生动力，增强其职业幸福感。二是培育“安农”意识。鼓励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精神，主动融入农村、献身农业，增强其职业归属感。三是培育“兴农”勇气，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的示范、引领作用，破除农村“等靠要”的落后思想，带头创新创业、致富农民，增强其职业使命感。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提高育人效率。一是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公益组织”的动能集成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政策激励、财政投入、监督规范等作用，引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作用，鼓励多元培育主体带动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充分发挥社会公益资源的救助、补偿和服务等作用，助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二是建立以“平台、资源、环境”为核心的育人长效机制。共建育人平台，实现多元主体的相互协同、相互合作；共享育人资源，提高资源分配与利用的效率；共创育人环境，营造全员关心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良好氛围。三是构建“分层分类、全过程全环节、实时动态”的质量监督机制，进一步增强培育活力，规范培育行为，提高培育质量，为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1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