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从容应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有效缓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的需要，为我们做好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需要正确理解好、准确把握好、坚决落实好。

立足以稳应变。

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名列前茅、发展质量稳步提升、社会民生持续改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2022年，面对仍在持续的世纪疫情、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经济发展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坚持以稳应变，是应对外部挑战、化解三重压力、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

应对外部挑战需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使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严峻性明显上升。从国际政治看，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不断加剧，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处于高度动荡期、深刻重塑期，大国博弈更趋复杂多变。从国际经济看，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不稳固不均衡且有明显放缓迹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运转依然受到疫情等多重因素考验，全球资源能源产品供需形势依然紧张，主要国家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发达国家量宽政策退出的负外溢性将进一步增加。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必须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必须以国内经济环境的稳，去从容应对外部环境的变。

化解三重压力需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重要判断。从需求侧看，2021年，我国消费和投资虽然保持了较高增速，但剔除基数影响后，增幅均明显低于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国内需求较为低迷。外需虽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但可持续性并不强。从供给侧看，国际供应链缺芯、缺电、缺气、缺柜、缺工等问题交替出现，能源、矿产资源、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轮番上涨，加之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科技围堵和打压，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行受到较大干扰。从预期上看，正是由于受到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的影响，市场主体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担忧增加、预期转弱。因此，要稳妥化解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就必须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

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需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家发展目标迭代升级的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经验证明，只有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不断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家战略才能顺利实施，中长期发展目标才能如期实现。

把握内涵实质。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蕴含着多重内涵，既强调量的合理增长，又促进质的稳步提升，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好各类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量的合理增长是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必然要求。经济增速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性、基础性指标。只有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量的合理增长，才能改善市场主体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才能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才能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防范化解国内外风险的能力。

质的稳步提升是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本质特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绝不是要走粗放型发展的老路，而是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从国际看，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风险源风险点明显增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输入型风险大大增加。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改革进入爬坡过坎的攻坚期，也容易引发内生性风险。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筑牢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防火墙”。

形成政策合力。

我国经济基础好、发展潜力大、政策有空间、制度有保障，只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系统观念，树立辩证思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加大政策力度，提高政策精度，形成政策合力，就完全能够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坚持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相结合，更加注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跨周期调节是我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对逆周期调节的拓展、完善和升级。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既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逆周期调节主要是熨平经济短期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跨周期调节则更加注重把长期目标和短期政策相衔接，以长期目标引领短期政策方向，以短期政策服务长期目标实现。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稳增长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在实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积极出台具有稳增长作用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市场信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保障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提高政策精度，扩大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范围，研究出台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靠前发力，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坚持宏观政策与行业政策相协调，更加注重保持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常常交织并存，这就要求我们在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保持一致性，不能出现宏观政策“轰油门”、行业政策“挂空挡”甚至“踩刹车”现象。特别是由于行业政策本身既有传导宏观政策的功能，也有承载行业管理的作用，它对市场主体往往具有双重影响。因此，如果行业政策不稳，市场预期就不会稳，市场主体信心就不会增强。近两年，面对疫情冲击，我国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总体上做到了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为经济率先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出现了一些行业政策与宏观政策不协调、不一致的情况，甚至产生了一些合成谬误或分解谬误，给稳增长带来了一定干扰。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同时，更加注重行业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切实避免出现“随机性”“运动式”“一刀切”现象。

坚持投资政策与消费政策相衔接，更加注重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我国完整的内需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达到79.1%，比2020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但与疫情前相比，与外需相比，仍处于较弱状态。因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就必须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和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有效投资既能增加短期需求，又能优化未来供给，具有改善供需、兼顾长短的双重作用。从投资潜力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绿色化、数字化不断推进，在基础设施建设、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培育、科技研发创新、生态环境治理、民生保障改善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从近期扩投资看，政策重点应围绕补短板强弱项，适度超前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大力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启动一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着力扩大制造业有效投资、合理满足房地产领域投资需求。与投资需求相比，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稳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不论是生存型需求、改善型需求，还是发展型需求，潜力都非常巨大。但近几年在各种因素尤其是疫情因素影响下，消费需求恢复偏慢、增长乏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此，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过去我们在扩投资稳增长方面经验较为丰富，政策工具较多，但在挖掘消费潜力、激发消费活力方面仍然研究不够深、办法不够多、政策工具较少。因此，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实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必须加强对消费政策的研究，完善和丰富政策工具箱。特别是要实施好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力提升民生保障水平，降低住房、医疗、教育方面的负担，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兜底保障力度；积极探索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消费支持政策；坚决破除影响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因城施策和因需施策相结合，合理满足居民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坚持强化监管和放松管制相平衡，更加注重深化“放管服”改革。维护好市场环境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也是保持平稳健康经济环境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我们围绕强化监管和放松管制积极作为、精准施策，规范了市场秩序，提升了市场活力，催生了大量市场主体。但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严重影响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和资本无序扩张的野蛮行为，对此，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治理力度，并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维护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但应该看到，强化监管不是最终目的，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长期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不是不要资本，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资本作为现代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最终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公平高效，各类资本有序发展，各类主体活力迸发的局面。

坚持发展国有经济与搞活民营经济相促进，更加注重激发民营资本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是“此消彼长、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国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发展不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也会失去“压舱石”和“定盘星”。因此，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断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一些民营企业经营较为困难，投资动力不足，发展活力下降，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坚决破除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从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坚持防范输入性风险和化解内生性风险并重，更加注重解决关键领域的重大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是能否保持健康平稳经济环境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近年来，我们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方针，加强风险预研预判，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有效应对了各类风险挑战，保持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但也应当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依然不少，防范化解风险仍然任重道远。其中，特别是对一些重点领域如能源农产品供应、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市场等风险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加强预测预警，积极稳妥应对。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4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