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辰遴选学院首席专家汪教授  

一、中美贸易战的真实面目  

（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宏观分析  

1.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2.被夸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3.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成因。  

4.贸易战是把双刃剑和回旋镖。  

（二）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原因  

1.利益敲诈  

2.战略遏制  

3.模式打压  

（三）中国的立场与应对方案  

1.总体影响：有限可控。  

2.基本态度：针锋相对。  

3.基本立场：八个坚定。  

4.应对方案：综合施策。  

二、百年中国梦与修昔底德陷阱  

（一）从强国兴衰规律看我国外部挑战  

1.新兴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  

2.遭受打压是新兴国家绕不开的“坎”。  

（二）擦肩而过的中美50年相处之道  

1.转型之痛：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2.诚信危机：防止陷入“塔西坨陷阱”。  

3.帝国之疡：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三、启示与展望  

（一）共产党是主心骨（锻炼秘密武器）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综合实力比拼）  

（三）不犯颠覆性错误（保持战略定力）  

一、中美贸易战的真实面目  

近一段时间，美国蓄意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主要借口是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美国吃亏了。那么，中美贸易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其对华贸易逆差形成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美方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能否减少贸易逆差？对于这些问题，有必要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清楚。  

（一）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宏观分析  

1.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和投资等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从中受益匪浅，美国也从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分享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事实证明，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一是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19%和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8%。  

美国对华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中国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  

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表1）。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  

二是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门类齐全，国际竞争力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双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2倍。2017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0%左右。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  

三是中美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对美国进行了大量金融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5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8万亿美元。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2.被夸大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细加分析不难发现，美方统计口径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从中国进口货物5056亿美元，向中国出口货物1303.7亿美元，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为3752.3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4297.5亿美元，从美国进口货物1539.4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1亿美元，比美方统计的美中贸易逆差少994.2亿美元。中美对双边贸易额的统计历来存在差异，而且差异不断扩大，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国未考虑转口贸易及其加成加价因素，从而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二是美方统计货物进口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包含了从中国口岸到美国口岸所发生的国际运费、保费等，而统计货物出口额按离岸价格计算，不包括上述费用，这种计价方式也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还应指出，中国居民赴美旅游时大量购物，实际上属于美国的货物出口，而按现行国际标准是作为服务统计的。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7年服务贸易旅行项下，中国居民在美国的支出达321.8亿美元。因此，分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应考虑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对中国存在巨额顺差这一重要因素。  

按照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中贸易逆差会大幅度减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许多商品实际上是多国共同生产的，在一个国家组装，而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众多“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和技术来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加工、组装环节形成的增加值只占最终产品价值的一小部分，却按照最终产品价值全部计算到中国出口额上。这种不合理的计算方法，是夸大美中贸易逆差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世界贸易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从2011年起倡导以“全球制造”新视角看待国际化生产，提出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地位和收益，并建立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2016年为例，据中国海关按照传统贸易总值的统计，中国对美顺差额为2507亿美元；但若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减少44.4%。更何况，美国禁止其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向中国出口，是人为扩大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如果美方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美中贸易逆差可以减少35％左右。  

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比出口贸易数据所显示的要大得多。美国出口贸易数据没有包括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子公司在华销售额及其为母公司创造的大量收入。实际上，美国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已大幅度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含美资参股）企业在华销售额（包括商品和服务）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国256亿美元的销售额，也大大超过美国对华出口额。由于美国企业跨国经营占有突出优势，德意志银行2018年6月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据其计算，2017年美国享有的净利益达203亿美元。因此，评估中美经贸关系，仅看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十分片面的。美国以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借口向中国挑起贸易战，是站不住脚的。  

3.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成因。  

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白皮书指出，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更多是美国经济结构和现有比较优势格局下市场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  

其实，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贸易逆差国，其贸易逆差并非因中国而产生，也不会因中国而终结。美国出现货物贸易逆差始于1971年，在到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其余年份都是逆差，逆差额逐渐扩大，2017年已达到8075亿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科技强国，美国数十年来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显然不是被迫之举，而是因为能够从中获得好处。  

一是美元作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决定了美国可以借由贸易逆差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元危机频发，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由于美国有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美元流动性强，美元资产收益稳定，加上历史原因，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仍然需要以美元作为主要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美元在海外不断沉积。对美国来说，1971年以后，美元已不再承担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因此可以不顾别国利益而根据自身需要滥发美元，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用以弥补美国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其渠道就是借助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一方面源源不断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另一方面通过美元回流购买美国国债获得大量廉价资金。外国购买美国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3%左右，而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平均收益率比3％高出数倍。大量廉价商品和廉价资金输入，降低了美国物价水平和利率水平，使美国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能不受通胀之苦，每个美国家庭每年都能节省不菲的支出。如此看来，贸易逆差不仅没让美国吃亏，反而让美国占了大便宜。占了便宜的美国，回过头来却以贸易逆差为由向别国发动贸易战，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意图无非是想用不讲理的办法从别国获取更多利益。  

二是科技优势及在全球产业链所处的高端位置，决定了美国在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同时仍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美国长期居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在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等高增值服务业上一直占据世界领先甚至垄断地位，因此获取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接的是生产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只得到小部分利润。发展中国家出口到美国的货物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占很大比重。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所以，认为贸易顺差一方占便宜、贸易逆差一方吃亏，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并非只来源于数量和顺差，更取决于贸易的结构和质量（附加值和利润）。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所说：“双边贸易结构反映的是基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一国总体贸易顺差等同于贸易福利是错误的，将双边贸易逆差视为从贸易中失利更是错上加错”。在国际贸易中吃亏了的言论从美国人口中发出，实在是非常荒诞和讽刺。  

三是国内储蓄不足、投资大于储蓄的状况，也使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逆差具有必然性。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贸易逆差与其投资大于储蓄呈现正相关关系。在1971年至2017年的47年中，除了1973年和1975年货物贸易顺差的年份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略高于投资率（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余年份都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投资率与储蓄率差距越大的年份，贸易逆差也越大。储蓄是指收入没有被消费的部分，投资是指资本存量增加的部分。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恒等式。当总储蓄与投资总额存在缺口时，就会出现贸易逆差。大量美元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美国，再通过资本账户回流购买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以弥补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所以，美国贸易逆差形成的根源和逻辑起点是过度消费、政府和居民储蓄不足，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国的问题不在于中国，而在于国内储蓄率太低了”“如果美国的国内投资仍然高于储蓄，就必须进口资本，并产生巨额贸易逆差”。2017年美国国债总规模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6万亿美元为外债）。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财政赤字到2020年将超过1万亿美元。可见，美国减少贸易逆差的出路不是挑起贸易战，而是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减少财政赤字和负债规模。  

4.贸易战是把双刃剑和回旋镖。  

中国有句古话：“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美国政府以美中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主要借口，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高关税，挑起贸易战，这是逆经济全球化时代潮流、违背经济规律的鲁莽霸道行为，危害世界经济复苏的大好局面，最终也会害了美国自己。  

美国挑起贸易战会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并将传递到美国，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联系和互相依存不断加深，进而使各国经济周期互相影响。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纷纷提高关税、构筑贸易壁垒，结果酿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现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重蹈历史覆辙。据经合组织预计，如果美国发动贸易战引发他国反制，最终将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10％，全球贸易减少6％。英国央行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美国对所有贸易伙伴都将关税提高10％，美国的GDP可能会损失2.5％，对世界经济增长则会有超过1％的负面影响。贸易战还会影响通胀率，阻止货币政策正常化，提升长期利率，推高避险情绪，增加全球金融风险。因此，美国挑起贸易战将拖累全球经济，并损害其自身经济增长。  

美国挑起贸易战是在使用双刃剑和回旋镖，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会伤害自己。首先，贸易战会加重美国消费者负担。对进口消费品加征的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头上，并导致物价上涨和消费支出下降。再加上美国已经和拟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有很多在美国早已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只能从别的国家进口性价比低的替代产品。这不仅不会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反而会进一步增加美国消费者的负担。其次，贸易战会提高美国制造商的成本。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有37％是中间产品，对进口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高关税，会提高美国国内制造商的成本。今年8月底、9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多次举行拟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与会绝大多数企业和行业代表反对加税举措，认为这将损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贸易战破坏全球产业链，美国跨国公司也难以幸免。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中占一半以上，外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100强企业中占七成。美国首批加征关税的340亿美元中国产品中，有200多亿美元产品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其中美资企业占相当大的比例。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很大一部分是由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跨国生产经营造成的。所以，美国挑起贸易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企业。贸易战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对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冲击，都将威胁美国经济增长。  

（二）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原因  

中美经贸合作内容广，利益交融深，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经贸摩擦，但以往的这类摩擦并没有影响中美经贸合作大局。近年来，双方在经贸合作中有各自的关切，中方关切美方履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义务（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全面停止使用“替代国”做法）、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和歧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等问题。美方关切货物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产能过剩、产业政策等问题，过去，两国通过谈判磋商，回应对方关切，解决经贸摩擦，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向前发展。然而这一次，美方抛弃双方达成的合作协定，出尔反尔，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悍然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贸易战，并威胁继续扩大加税范围与幅度。贸易战没有赢家，对双方的出口、就业都会带来冲击，也会增加双方企业和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成本，还会冲击全球生产价值链正常运行，对多边贸易体系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那么，美方明知要付出如此代价，为何还要发动贸易战？美方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  

一是利益敲诈。通过贸易战或发动贸易战的威胁，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往曾经对多个国家使用过。尽管美国从中美双边合作中取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但美国政界一些人却以零和博弈观点看待双边经贸合作，把国内收入差距扩大等内部问题归咎于“中国抢夺了就业机会”，把由于储蓄率过低等内部结构性问题导致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政策，认为美方“吃亏了”。近年来，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保护主义，无视世界贸易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授权原则，曲解“对等开放”，无理地要求各国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行业的投资准入都应与美国完全一样，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非常不利的贸易地位。在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方面，美国更是无视中国表现出的极大诚意，背弃双方达成的共识，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其直接动机就是企图迫使中国在贸易投资上进一步对美扩大市场准入，增加购买美国产品，从而使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同时对外转移美国国内矛盾。  

二是战略遏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遥遥领先他国的科技、经济、军事、金融实力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一直防范任何可能的追赶国家。当年的苏联、日本都曾遭到美国多措并举的遏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美国对华认知与情绪全面转向，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报告还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就是国家安全。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含两个重要法案：《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和《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进一步加强了高技术出口限制和防范外国企业通过投资获取技术。因此，贸易战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  

三是模式打压。美国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发展模式横加指责。美国污蔑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无端指责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支持企业“走出去”是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肆意批评中国实行产业政策。其实，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在实质上实行产业政策。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促进制造业发展计划，是幼稚产业保护政策的始作俑者。近年来，美国政府仍然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如《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2）、《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NMI）项目战略计划》（2016）等等。在自己推行产业政策的同时，却对别国正常的产业政策横加指责，这体现了美国的霸道心理。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用单边主义措施处理中美经贸分歧，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征关税。美国有意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常运转。美国无视中国信守入世承诺、遵守多边经贸体系规则和倡导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努力，却称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为此，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施展出舆论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组合拳，究其动机，就是要通过舆论战把中国发展模式污名化，通过关税战、科技战等逼迫中国改变原有发展模式。前两天彭斯讲话更是胡说八霸。  

不难看出，美方发动贸易战的动机是多元的，理由是不正当的，行为是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影响是恶劣而深远的。除了以上三个外部原因来讲，从美国自身讲也有国内政治的需要，中期选举到了，特朗普出于选票的需要，要靠制造事端转移视线，找一个对手来垫背。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还不是根本的。我们要更关注的是这次贸易战背后的发展脉络和深层背景。  

（三）中国的立场与应对方案  

首先，我们要消除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几种错误认知。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国内有种试图以认怂来解决问题的战略，属于美国学者杰维斯定义的“错误认知”，源自对历史的错误学习和一厢情愿的思考模式，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里的偏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没有认识到美国主动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和升格成为的贸易战，具有显著的预防性行动的性质，是霸权国家对其认定的挑战者所采取的行动，并非纯粹普通意义上的贸易摩擦。2017年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幕僚班农在日本有个演说，其中较为直白地解释了特朗普政府通过发动特别301调查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目的和意义：抓住一个3—8年的机遇期，对中国冲击和挑战美国霸权的行动作出系统的回应；这种冲击和挑战，是中国基于自身经济长期成长，在可见的未来，从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产业发展、国民经济体量等方面冲击美元霸权，进而实质性地动摇和影响美国的整体霸权。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提出的各种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服从和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消除潜在战略挑战者的需求的；中国面临的挑战问题不在于我们怎么应对，问题在于美国的真正意图。这不是我们认怂或采取某种形式的自我了断，或进行单方面有限度让步就可以解决的。  

二是没有认识到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历史上和记忆中的那个想打谁就打谁，而且就能打倒谁的超级大国了。各种信息显示，今天的美国已经不是那个对中国游刃有余，甚至让中国感到高攀不起的超级大国了——欧盟不买账，国内各种撕，领导人在推特上公开玩“推”过就是做过，做过等于做成的游戏。贸易战的后果，在美国国内引发的负面反应和不满程度，大致相当或者显著超过了某些中方自媒体对美国力量的认知和评估，形成了显著的认知倒置。新近的消息是美国共和党的最大金主科赫已经明确表达了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满，在日前出席政治捐资者会议上公开表示，他可以支持持自由市场理念的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他就可以与民主党合作。如何准确地通过这些信息认识当下具有复杂多样性的真实的美国，修正对美国的错误认知，显然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走向衰落也是必然的：一是美国现行的两党轮流执政演变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过度民主，利益至上，已经让美国自身陷入结构性困境。二是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奉行只有利益没有道义的做法，二十多年来的霸道行径已经与世界许多国家形成严重对立，美国也不再有任何道德外衣，原先宣扬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狗屁不值，严重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三是任何事物都是这样，有高山必有峡谷，走向最高峰的时候就意味着转入低谷的开始，用中国古代的话说，江山代人人才出，各领风骚五百年。  

三是没有认识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有趣的是，国内某些认为贸易顺差国打不过贸易逆差国的研究，与美国总统贸易政策智囊纳瓦罗的研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认知的贸易，基本都是贸易教科书上英国出口毛呢，葡萄牙出口葡萄酒之类的贸易。现实是，贸易战开打之后，受影响的企业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将生产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出去——被特朗普盛赞的哈雷摩托这么做了；宝马也在考虑转移生产的问题；美国国会更是悄悄地要通过立法程序，减免1660种在美国无法生产的商品面临的因贸易战而提升的关税，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全球产业链，以及中国在其中基于比较优势的深刻嵌入，本质上就不是可以通过关税政策来扭曲的客观进程。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对策分析，终将得出相当程度上偏颇的结论。  

四是将认“怂”当成一种振振有词的战略，源于对总设计师韬晦战略的碎片化随意解读。贸易摩擦至今，“韬光养晦”突然在很多地方成了“民间国师”解决中美关系的最爱，把邓小平总设计师当初提出的“韬光养晦”与他们主张的“认怂”等同起来。不过，总设计师说的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这里的头，是取代苏联的位置，去当冷战时期阵营对抗的头。不当头，不扛旗，是指不要做和实力不相匹配的事，而不是任由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予取予求，却保持所谓的唾面自干。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遵循的都是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的辩证逻辑，而非任由美方作威作福，中方却照单全收。  

修正上述认知偏差，是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贸易战过程中中国要接受的第一个检验。它检验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各方群体，是否具备了必要的战略意志，去迎接伴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所必然承受的战略压力。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也是稳健前行迈向新未来的开始。  

其次，要正确理解我国目前的基本立场与应对策略。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总体影响：“有限可控”。  

中央对迄今为止的中美贸易战对我的总体影响基本判断是四个字：“有限可控”。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有限可控。据多家机构研究，美对我输美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关税，将影响我国GDP增长率0.1个百分点左右。但不利影响可能会通过预期改变向多个领域扩散。2000亿影响面会更大一些，这个可能在明年的三四月份体现出来。但这种影响也不是致命的，颠覆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具有以下七个优势和条件：一是今天，中国拥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在成长、潜力无限，具备转向更大程度依靠消费和内需的条件；二是中国的储蓄率为美国的两倍多，发展资金充裕，外汇储备雄厚，是少有的资本净输出国和债权国；三是具有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市场供应充足，完全有能力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金融；四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兼备的优势；五是中国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可以保持比发达国家高一倍以上的速度；六是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得道多助，外贸市场多元化有很大拓展潜力；七是中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中成长壮大的，具有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越是困难越奋发图强的传统和经验。更何况，目前我们跟美国之间的贸易还不是高水平的，因为美国一直限制高新技术对华出口，目前交易的从价值链来说基本上是中低端产品，其实质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是有限的，可控的。换句话说，是美国离不了中国的价廉物美的日常生活用品，而不是中国离不了美国的飞机和大豆。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巨大优势，有力量有办法抗击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挑战。贸易战造成的暂时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消极悲观的预期是没有根据的。  

2.基本态度：“针锋相对”。  

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美国的来势汹汹，我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针锋相对”。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回顾当时朝鲜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毛主席老人家气吞山河的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均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的富贵精神财富。自美国挑起贸易争端以来，中方一直主张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并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方关切。但美方漫天要价、蛮横霸道、言而无信、极限施压，直到挑起贸易战，中方只能被迫进行反制。应对世界最大经济体挑起的贸易战，当然要准备承受巨大压力和付出必要代价，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和代价，也有信心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外部压力将倒逼我们更加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下同心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和动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更大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3.基本立场：“八个坚定”。  

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具体体现在白皮书中提出的八个坚定：一是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二是中国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中国愿同美国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经贸合作，管控经贸分歧，积极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共同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三是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全球贸易统计制度等改革。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四是中国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反对任何国家以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五是中国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中国将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六是中国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改革的方向不会逆转，只会不断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七是中国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中国将与欧盟一道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八是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要肩负起引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责任，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4.应对办法：“综合施策”。  

我们要“综合施策，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战的短期冲击。一是做好出口受阻企业的救助工作，帮助企业转向内销或向其他国家市场出口，加强下岗工人的救助、培训与转岗工作。二是采取有效措施鼓励企业调整进口结构，增加从替代国进口，保证国内市场稳定供应，防止个别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三是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我们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国际形势，中国不忘初心，始终与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百年中国梦与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中国梦”，这个梦的本质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此我们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到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建国一百周年，实现现代化。从建国到现在的近70年，前三十年（49-78）走了近三十年弯路，1978年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始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从那时开始，我们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才有了后面40年的飞跃发展。到2017年底我国经济总量达到80多万亿人民币，居于世界第二位，直逼美国。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据世界银行统计，预估2050前后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2000年到2050年的50年很有可能是中国跟美国此上彼下的50年。世界经济学家林毅夫形容这段时间是“中国与美国擦肩而过的50年”。美国很有可能从世界第一大国沦落为第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国很有可能成长为头号大国，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老大不好当，老二更是难处。那么，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美国会如何面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呢？  

（一）从强国兴衰规律看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在纷纷有人惊呼“狼来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在更高层次上“睁眼看世界”，总结世界强国兴衰的经验教训，认清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正视各种外部挑战，齐心协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新兴国家在发展进程中普遍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各大陆日益联为一体，人类历史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500年来，一些国家相继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后称雄世界，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也曾不止一次地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但最终没有成功。其间群雄逐鹿，此起彼伏；风云诡谲，步步惊心，呈现出一幅幅兴衰交替的历史画卷。  

“海上马车夫”荷兰从1609年彻底独立到17世纪中叶成为当时世界强国，用了半个世纪左右。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发展，到1784年打败老对手荷兰，用了100多年时间。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科技进步和工业化生产的推动下，大国崛起速度明显加快。美国从1865年结束南北战争到1894年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用了约30年。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到1810年打败欧洲大陆主要对手，成为欧洲强国，用了20年。德国从1871年统一到1913年首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了42年；1938年再次跨入世界强国之列，主要工业指标位居世界第二位，用了20年。日本从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到1905年打败俄国成为世界强国一员，用了不到40年；二战后，日本又经过30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用了不到30年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战后重新投入建设，又用了30年时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为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  

在世界新兴国家由大而强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关键性阶段。这个将强未强的特殊历史阶段一般为10年左右，在此期间，相关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较前明显增大，事关兴衰成败。在这方面，英、美是成功的典型，法、德、日、苏则提供了历史教训。  

英国在1763年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强国，首次骄傲地自称“日不落帝国”，此时与其1784年彻底取代荷兰在世界上的地位之前，存在一个关键性阶段。这期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的生产力，加快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为英国进入全盛时期打下了坚实基础。  

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积极采取措施缓和南北矛盾，实现国家重建，到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开始步入关键性阶段。尽管美国在经济体量上占据世界首位，然而其综合实力还不如英国。尤其是，美国国内问题丛生，垄断加剧，腐败横行，社会矛盾尖锐。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大力开展以反垄断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进步主义运动，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赢得了“托拉斯爆破手”的美誉，为美国问鼎世界铺平了道路。  

拿破仑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标志着法国进入关键性阶段。但就是这样一位被黑格尔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灵魂”“神的存在”的大人物，却犯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特别是1812年贸然发动对俄战争，劳师远袭，铩羽而归，最终于1815年兵败滑铁卢，使法国丧失了向世界强国冲击的机会。德、日类似的事例也一再上演。  

苏联的教训更为惨痛。在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后，苏联领导人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失误，特别是走上军事称霸对抗的错误道路。1979年侵略阿富汗，陷入10年战争的泥潭，最终在这个“帝国坟场”自掘坟墓，撤兵两年后国家即宣告解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回望大国兴衰历史，一些国家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时候达到了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此后10年左右是其兴衰成败的关键性阶段，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此期间，如果发展战略选择正确，实力将日益增强，最终会成为世界强国，荷、英、美都是如此；如果选择不正确，出现战略性失误，国家将迅速衰落下去，从而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遇，法、德、日、苏即是如此。  

其次也要看到，遭受打压是新兴国家绕不开的“坎”。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关键性阶段，往往会与守成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激烈碰撞，无一例外地会受到刻意打压，这是必然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程中绕不开的“坎”。  

英国在崛起过程中先后受到西班牙、荷兰打压。地理大发现后首先成为海上霸主的是西班牙。16世纪后期，英国通过宗教改革激发了民族活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与西班牙发生利益冲突。1588年，西班牙派遣“无敌舰队”气势汹汹打上门去，妄图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将英国扼杀于摇篮之中。英国海军以弱胜强，打败西班牙，第一次以欧洲强国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此后两国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反复较量，双方元气大伤。荷兰乘机崛起，成为海上霸主，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1651年，英国通过《航海条例》，规定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商船或货物产地商船运输，次年荷兰即发动了绞杀英国的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时英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中，凭借新兴资产阶级的锐气，战胜了荷兰。此后100多年时间里，荷兰与英国又进行了三次战争，一直到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才彻底战胜了荷兰。  

法国在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同样受到了英国的打压。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后，对于挑战其地位的国家毫不手软，典型的是主导反法同盟。针对称霸欧洲大陆的法国，欧洲君主国先后七次组成反法同盟予以围剿，最终于1815年彻底打败法国军队。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时有变化，但英国始终是主要成员，其他国家是为了维护君主制度，而英国则是为了维护霸主地位。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也受到了英国的打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趁机图谋分裂美国，乃至幻想重新将美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口头上宣称中立，实际上支持南方，接济南方军火，为南方建造多艘军舰，给北方造成很大困扰和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提出包括成立国际联盟在内的“十四点原则”，实质是在保障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幌子下，建立由美国掌控的国际组织，试图主导世界秩序。用时任美国总统顾问豪斯上校的话说，就是要“按照我们的心愿完成对世界地图的重新绘制”。英国当然洞悉美国图谋，联手法国，百般掣肘，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加入国联。  

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后，转而对威胁其地位的国家进行遏制和打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对军事强国苏联和经济强国日本进行打压。尽管美国视前者为最大的敌人，视后者为亲密的盟友，但当他们威胁到美国自身地位时，都毫不留情。  

对苏联，美国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向苏联大力输出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植“第五纵队”，诱导苏联进行所谓民主改革；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金融货币战，限制苏联油气出口；挑拨离间苏联各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等。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之所以在瞬间轰然倒塌，固然有国内的因素，但来自美国的一套组合拳是主要外部因素。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  

对日本，美国也丝毫没有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产品充斥全球，对美国贸易大幅顺差，随之而来，大国雄心迅速膨胀，公开叫板美国，招致美国的打压。1985年9月，美国召集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签署“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之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达50%，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加之日本应对战略出现失误，导致经济持续低迷，经历了“失去的20年”。日本经济总量从上世纪80年代相当于美国的60%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25%左右。  

由此可见，新兴国家在发展关键性阶段受到守成国家的打压，也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二）擦肩而过的中美50年可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从2000年进入新千年新世纪以来直到2050年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五十年，是中国与美国擦肩而过的五十年。这五十年极有可能是两个大国经历惊心动魄互换位置的五十年。中国正全力实现百年中国梦，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已经并正在，必然也必须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那么我们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首先，我们要相信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存在未必全是坏事。俗话说得好“小胜靠朋友，大胜靠敌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美国的挑衅和发难，愈发激起我发奋图强、励精图治。但我们要高度重视来自美国的各种阴招损招，不管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都必须百般小心谨慎。有人认为美国是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但事实上它仍然在遥远的高山之颠，它仍然实力强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目前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我们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的提法要特别小心，也可以说是瞎扯蛋的胡诌。骄兵必败！我们必须把对手研究透彻，否则会吃大亏。  

其次要认识到外因必然通过内因起作用。发展好自已，成功跨越一道道陷阱至为关键。目前来看至少有三大陷阱要跨越。  

第一个陷阱就是转型之痛：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又称“拉美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从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出现的情况看，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跃升的过程中，普遍会遇到“转型烦恼”，而且不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城乡发展不协调、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分化、生态环境失衡等。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发力，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世界现代化进程表明，这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提升、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国民财富由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提升、社会阶层结构由“哑铃型”向“橄榄型”提升、生产生活方式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提升的转型时期。转型成功，就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型失败，则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有充分的优势和条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现代化发展新境界。为此我们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二是努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三是坚决推动结构优化；四是持续培育中产阶级阶层。通过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努力，我们正在并将继续稳健的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个陷阱就是诚信危机：防止陷入“塔西坨陷阱”。  

何谓“塔西坨陷阱”？著名的政治学定律“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沉思！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政府代表着一个社会最后的良知。公信不立，患莫大焉。当前，我们亟须正视“塔西佗陷阱”现象给社会治理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全方位重塑政府公信力。为此，这几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持续做了四件事儿：一是持而不息抓党风，反四风，治理党内腐败；二是持续推动以政务诚信为主的信用体系建设；三是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是持续关注和改善民生。应该说，综过十八大以来持而不息的努力，我们已经重拾民心，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信任已经恢复到一个较好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帝国之疡：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国际关系史上，“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指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在西方，它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的研究和统计，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6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2例。即使是在没有发生战争的4例中，只有两例才可以说是和平的权力转移或者共存。也就是说，历史经验告诉人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合作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而和平是“非常态”。  

对中国来说，规避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中国要避免和美国的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被围堵）。第二，中国不走“投降”路线，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和平崛起。相应来说，中国规避“修昔底德陷阱”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是充分理解美国；第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自己和平崛起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前几年，中国已经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三位总统时期，我们一直在修好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也忍受了许多屈辱，如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中国飞机在家门口被敌人欺负王伟牺牲、台湾问题上的一再克制。2013年6月7日在安纳伯格庄园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需求，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同时他还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要与美国梦相通”。习近平主席还说，太平洋足够大，足以容纳下我们两个大国。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三位总统时期我们一直在试图修好关系，两国已经几次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但特朗普才上台一两年，两国关系就从“战略伙伴关系”转变为“战略竞争关系”。从这个背景来看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其深刻的背景和必然到来的趋势就一目了然。  

同时我们也要体认到，“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存在，而是由大国之间主观上相互战略误判引起的。大国关系始终是合作与博弈的辩证统一，大国之间要实现合作共赢，还需各国共同努力，建设性管控分歧，将冲突点转化为合作点。为了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一方面，快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快速推进人民币世界化进程；另一方面：大力宣扬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和平外交主张；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启示与展望  

总体来看，有人想通过贸易战使中国遭受灾难性痛苦，阻挠中国发展，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得逞的。历史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脚步。  

回顾过去，我们步履维艰，但愈挫愈坚；瞻望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且行且珍惜。过程中有三点启示：  

（一）共产党是主心骨（锻炼秘密武器）。  

首先，我们说要对打赢这场中美贸易战要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来自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的制度优势，来自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我们今天受到打压，恰恰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发展态势蒸蒸日上。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这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在今后前进的道路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外部挑战，我们都要保持定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情。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奥勒留所讲的：“要像屹立于不断拍打的巨浪之前的礁石，岿然不动，驯服着它周围海浪的狂暴。”  

（二）发展才是硬道理（综合实力比拼）。  

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行为，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自身实力说话，这种实力不仅是经济实力，还包括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文化实力等等。历史发展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决定历史发展弄潮儿的最终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技的进步，还有交往方式变革。面对第四次工业革或工业4.0的历史机遇，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拚命的发展自己成长自己才是最关键的举措。外因必将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更何况，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五千年成长历史文明没有中断的大国。中国在清朝以前也一直是世界头号强国。中国自己不乱，美国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敢到我们家门口来惹事儿，我们也不怕他。我们必须吸取其他国家的教训，保持战略定力，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二是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全力增强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新技术革命的战略机遇，加速技术追赶，加强前沿技术研发，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全面开放新格局，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建设贸易强国。大力倡导自由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履行与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大国责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新贡献。  

（三）不犯颠覆性错误（保持战略定力）。  

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行为，关键是不受对方干扰，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处于发展的关键性阶段，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苏联在冷战中被拖入军备竞赛，日本在贸易战中出现泡沫经济，殷鉴不远，教训深刻。我们能犯颠覆性错误的点，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疆独、藏独问题，还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等。布热津斯基的“奶嘴乐战略”，核心价值观与全民娱乐化问题、意识形态斗争等等。  

最后我们引用空军少将乔良在2015年他的关于中美搏奕的一篇雄文中谈到的话来结尾：“那么今天当资本有可能随着货币的消失而消失，当生产的方式也将随着3D打印机的出现而改变时，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社会门槛，这时的中国和美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都站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起跑线上。那么这时我们要比的就是谁先迈入这个时代，而不是谁把谁打压下去。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选错了对手。美国真正的对手是它自己，是这个时代。而美国人恰恰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惊人的迟钝。因为它太渴望保住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从未想过与别的国家分享权力，共同迈过新社会时代那道今天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和不确定性的门槛”。  

我们不仅站在一个迎接新时代即将实现现代化的新门槛上，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国际大变局中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没有理由胆怯，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正如我们北辰学院一直以来的的口号一样，需要做的仍然是做“最优秀的自己”！！  

2018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