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当前，需要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推动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我们应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法治建设相结合，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  

2013年，浙江桐乡开始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德治文化建设方面，通过“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打造基层德治建设高地，开创了公民道德建设新局面。  

德治文化助推乡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以评立德”培育新村民，增强乡村治理效能。在乡村治理中，德治的意义在于通过增强村民道德荣誉感，促进乡村道德实践主体意识的广泛确立。为帮助村民明确自身责任与义务，桐乡市将约束自身遵守道德和监督他人遵守道德外化为“道德评判团”“三治积分管理”“红榜排名、黑榜曝事”等载体，吸纳村里老党员、村民组长、道德模范等担任评议员，针对村里“法律管不到、村民很反感”的事情进行评理、劝说，并将评议结果与评创、惠民措施结合，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文养德”营造德治氛围，提升村民道德素养。桐乡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是茅盾、丰子恺等文化名家的故乡。在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桐乡十分注重以文化人、以文养德，通过道德讲堂、文化礼堂等阵地，挖掘良好家风家训的传习作用，推出“子恺家风好传承”等文明实践项目，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同时，在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将党的创新理论与乡风文明、文化活动多方面融合，不断丰富德治建设内容。桐乡还大力挖掘乡村熟人社会中的道德模范和先进典型，形成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涌现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接娃二人组”等一大批感人事迹。  

“以规促德”提升村民获得感，激发乡村治理新动能。为发挥制度规范的导向作用，桐乡市将德治内容融入到组织规章、行业守则和职业规范中。发布移风易俗指标体系，明确规定移风易俗进村规民约。通过“三治积分”等方式，将遵守规范的定性评价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化赋分，让乡村居民认识到遵守道德规范对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积极作用。桐乡还创新推出“三治信农贷”“好家庭信用贷”“文明商户贷”等德治激励物化机制，村民凭借好家风、好品德就能取得贷款，“无形之德”转化为“有形之得”，让村民更有获得感。  

德治实践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深入发展

桐乡“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实践创新，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的作用，推动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深入发展。  

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相结合，拓展和完善公民道德建设的教育体系。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也为当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不竭的思想源泉。桐乡有着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在德治建设实践过程中，将根植于桐乡的名人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全面服务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特别是近年来桐乡公共文化设施全面提升，建成了27家五星级农村文化礼堂，有遍布全市的道德馆、乡村智慧书屋、文明实践站点等，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品质文化生活圈，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滋养着公民道德素质的养成。  

道德的感召力与道德建设的制度化相协调，全面提升公民道德建设的执行力。道德是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是人的行为的价值取向，对行为调节具有内在约束功能。法律是一种正式制度规范，是人的行为底线，对人的行为调节具有外在的强制力。为更好发挥公共道德的作用，桐乡的道德建设不仅纳入村规民约中，还融入到相关组织章程、行业守则和职业规范中。桐乡市“志愿‘桐’享”服务品牌深入人心，道德建设拓展至企业、商圈、专业市场、社会组织等，全面推进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个体自律与环境他律相结合，增强公民道德建设效能。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社会公德是普遍性的规则存在，构建具体的、现实的道德环境，需要他律与自律共同发挥作用。桐乡“三治融合”的积分制管理，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道德评议团、评选星级文明家庭和“最美桐乡人”等实践创新，精神文明促进会、“崇学奖”、“乡贤道德基金”等民间奖励机制，对于引导人们明辨善恶是非、激发良善的道德情感和促进人们自觉的道德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贡献了重要经验。  

作者：向春玲 屈群苹；《光明日报》（ 2023年09月12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