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部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之作为完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十三五”时期能不能开好局、起好步，关键就看能不能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件大事抓好抓实。

那么，“供给侧”的含义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内容有哪些？需要着重解决哪些问题？有哪些深远影响？北辰遴选首席专家为你进行详细解读

（一）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二）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表象：需求不足。20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20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20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20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三）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从宏观、中观到微观】

1、从宏观政策来讲供给侧改革要打好四大“歼灭战”（宏观）

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这被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1）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二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20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三是促进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2007 年以来，服务业PMI 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四是抓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2015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二是降低四大成本，改善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未来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三是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去产能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但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将有可能造成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因而发展服务业吸纳就业也将是必然的选择。

（3）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加快融资体制改革，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四个歼灭战”中，习主席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二是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20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过去一年中，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预计未来以下三方面改革将同步推进：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4）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

一是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同样大有可为，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力度有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以反腐为例，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狠抓反腐，落马官员人数有增无减，预计未来也将在这三个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

二是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2、2016年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中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

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3、201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微观）

会议认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四）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与未来

供给侧改革会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经济结构转型，重新分配经济蛋糕。从生产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激发消费倾向，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而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从收入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将引发经济蛋糕的重新分配：减税将导致生产税净额占比下降，加速折旧和产能去化将导致固定资产折旧占比短期上升、长期趋降，降低成本和产能去化将导致企业营业盈余占比上升，加速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转以及提高人力资本，将导致劳动者报酬上升。

供给侧改革会影响中国杠杆率。中国式转杠杆。供给侧改革同样将对中国杠杆率产生影响：产能去化意味着企业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户籍制度改革和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去化意味着居民部门杠杆率将持续下行，减税降费和财政支出提升意味着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杠杆率将大幅上升，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意味着金融部门杠杆率将缓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