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经济发展进入速度转向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新常态。科学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征和影响，努力把握历史性新机遇，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培育供给侧新动能，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本特征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革命”。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到三次科学革命、三到六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佩蕾丝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将1771年以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即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与电力时代、石油与汽车时代和信息与通信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德国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阶段，形成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分类。无论如何划分，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已显现出以下特征。

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带来诸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创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新一代高新技术群，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直接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的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端（智能终端）”的信息传导模式下，信息（数据）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等大幅提高边际效率，成为决定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正日益凸显。

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伴随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迅速发展，支持和带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智能制造依靠数据、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为平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追求范围经济为导向不断创新社会分工形态。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传统分工强调的是规模经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将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到极致。由于数据要素具有更好的资产通用性，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云、网”为基础设施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能发挥范围经济的作用，即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的成本比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所需成本的总和要低。于是，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网络化、扁平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将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企业组织边界将日益模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将获得巨大发展空间。

（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给我国的机遇与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我国工业化迎来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已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具有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和广阔需求空间，有能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从国际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加快重塑，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利用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全球竞争优势和价值链高端位置，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压力。从国内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基于低成本的数量扩张型工业化路径越来越难以适应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亟待通过创新培育新的供给能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信息化带来的消费革命已率先发生。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主流消费更加注重个性化、安全性、品质、品牌和服务。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差距，如传统产业的许多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尚未登上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还存在断裂脱节问题；等等。应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三）通过深化改革培育供给侧新动能的着力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突破的形势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率逐步下降，我国供给侧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日渐式微。培育新动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正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培育供给侧新动能的关键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一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当务之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体制机制束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构建新型创新平台，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进一步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大力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规划了中国制造的“五大工程”“十大领域”和“互联网+”的“11项行动计划”。当前，应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并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战略。应注意正确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切实把握好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既发挥产业政策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作用，又避免落入政府大包大揽、急功近利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窠臼。在推进方向上，既应重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等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本身的发展，又应重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在传统产业领域的推广应用。

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突破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我们的思想观念、人才结构、管理制度、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都要与之相适应。为此，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倡“工匠精神”，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补齐智能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