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江小涓表示，外循环越通畅，国内大循环就越有质量、越有效，两个循环都不能偏废。

既是未来战略谋划，也是现实状况

记者：怎样理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江小涓：经过多年发展，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我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市场，很多消费品是第一大市场，市场还在继续扩张，我国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快速发展，人力资本快速积累。统筹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具备了比以前更好、更有可能的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靠国际市场是带不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既是未来战略谋划，也是现实状况。

记者：从国内大循环来看，我国面临的堵点有哪些？

江小涓：长期来看，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往多年，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大批农村户籍的劳动力支撑了工业化进程，却不能完全进入相应的城市型消费之中，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我们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让流动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能够在城市安居下来，让他们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好的社会保障。二是老龄化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潜力，我们的人均寿命将超过80岁，退休后还有二三十年的生活时间，老人希望有快乐的生活、更好的社交等，这些消费需求、生活需求，以及老人发挥余热的需求都很大，需要有一些制度安排。

进入新发展阶段既有新机遇，也有新挑战

记者：“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在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过程中将面临哪些新机遇、新挑战？

江小涓：我们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新的特点。质量提升时期，要“提”字当头，以“存量提升”为本。投入的要点是提升质量，特别是提升存量生产能力的质量和生产要素的配置质量，还要决策怎么优化结构、如何转变方式、怎样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情形会复杂很多。“十四五”时期，供给侧要匹配人民群众的需求，迅速灵活地调整，提供更高质量、更多元、更符合需要的产品。

我们进入科技“三跑”并存且“并跑”“领跑”分量不断加大的时期。过去我们曾以“跟跑”为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升我国科技特别是产业技术水平。“跟跑”时无须自己定方向，跟随先行者就可以，加速跟上、缩短差距就行。现在，我们已进入“跟跑”“并跑”“领跑”并重的时期，情况会发生很大改变。技术开发进入高度不确定状况，无人领航，无产业链条，市场需求不明，甚至不知是否有人跟随。我们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做出原创性的成果。

我们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阶段，这必然带来全球各方面关系的持续调整。从经贸关系看，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从互补关系为主转变为互补、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时期。当下大国战略博弈远远超出经济领域，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多点呈现，彼此不适应的感觉强烈，治理任务错综复杂，挑战和压力加大。

既推动国内循环提质增效，又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记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应如何推动国内大循环提质增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江小涓：畅通国内大循环要解决好国民经济循环中供给与需求匹配问题。必须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现代经济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循环。特别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攻克“卡脖子”技术问题，畅通产业链和创新链。还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性作用，培育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市场运行效率，促进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畅通外循环。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制造业已经是双循环型的。许多产业较高比重的产品市场在国外，必须实现外循环畅通，整个产业有效运转，才能保证就业和收入。同时，还要用双循环获得分工利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不会做”而汇集全球资源共同生产，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得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的利益。两种因素今后都会继续存在并加大力度。特别是科技全球化继续推进，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全球都在合作分工。我们要以最大努力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去，同时提高应对突发事件、保持产业链创新链稳定的能力。

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国内市场，打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要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要更加全面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以往多年，由于要素禀赋以及其他条件，我们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能源、原材料和高技术产品等。今后要转向进口与出口、资金流入与流出双向均衡的双循环。

作者：本报记者 刘坤 姚亚奇；《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3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