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为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擘画蓝图，也提出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会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关于“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今年以来，已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一些人认为这是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外需大幅下降所引起的，一些人则认为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西方国家“去中国化”“硬脱钩”的结果。总体而言，现有观念倾向于将这种转型看作是外因的结果。但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都有其产生、发展和其内在矛盾充分展露的过程，正是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新发展思路的选择。因此，就有必要分析原有战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存在的不足之处，研究和探索应对之道。

“国内大循环”发展思路的选择，当是相对于“国际大循环”而言。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将创新率高、附加值高的经济活动留在其国内，把附加值低、很少有创新机会和进入壁垒低的价值链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国际大循环发展思路的指导下，我国从价值链中低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出口价值链低端产品，进口价值链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造成的首要问题是创新动能匮乏、核心技术不足。当前，发达国家对我国企业发展的遏制，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创新和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自给自足的重要性。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国内建立高端价值链，使之与国内原有中低端价值链形成互为市场的国内大循环，为核心技术创造更大的国内市场，实现技术层面的不断突破。

其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经济容易陷入结构性陷阱。由于低附加值、低工资成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激烈和大量过剩，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通过抑制工人工资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的萎缩，以及对出口的进一步依赖。因此，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会陷入结构性陷阱难以自拔。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已经开始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方向转变，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近年来，外部需求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大幅度衰减，这就必然要求我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成为最强有力的发动机。为此，建议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和六亿人增收计划。具体而言，就是由中央政府出资、地方政府落实，实施公共就业计划，直接拉动消费，创造新增内需。与此同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利用起来，增加月薪不足1000元群体的收入。

再次，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贸易顺差的迷信助长了美元霸权。对外贸易的目的是获得实际经济资源，提高国民净福利。但是，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2020年所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的“工人正在用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而中国并没有为本国人民保留这些商品和服务。通过保持贸易顺差，中国实质上是在允许美国拿走它的东西，以换取美联储一个会计条目，即我们在记录我们拿走了她的多少产出。”追求贸易顺差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实际是我国通过采取出口退税等措施，用实际经济资源满足国外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的同时，积累价值不断贬值的美元或美国国债等外国金融资产。为扭转这一局面，应尽一切办法提高人民币结算、投资和贷款的比例，尽快运行和完善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结算系统，并逐步取消出口退税。以2017年为例，当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而出口退税金额高达13870亿元，几近占到对外贸易顺差的50%。设想，如果取消高额的出口退税，并在国内实施同等金额的销售税减免，会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并使卖到国外的廉价产品绝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利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的形成。

那么，何谓“国内大循环”呢？笔者所理解的“国内大循环”，是指通过核心技术创新，充分运用我国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自力更生地步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在以下方面但不限于这些方面形成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形成核心技术创新、新基建、乡村振兴与原先出口产业之间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在国内地理空间上，统筹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形成沿海地区与广阔的国内腹地之间互为市场的良性循环；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形成劳动者收入增长与企业赢利之间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良性循环；通过国内大循环，在高质量发展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建立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良性循环。

但需要强调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在不放弃并强化我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低端竞争优势的条件下，在国际分工中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通过贸易和实体经济活动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贷款和投资。新格局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正如笔者在新著《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一书中指出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外循环为主”向“内循环为主”就应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变革的规律性要求，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只不过是凸显了转型的迫切性。

未来，我国要建构的不是简单、无条件开放的体系，而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和更为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同时，通过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构建以我为主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作者：贾根良，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