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正确全面认识新发展格局，是理解“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所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意味着，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内需扩大和国内大循环畅通既是经济发展政策的出发点，也是目的；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绝非应对特定冲击下的短期选择，而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的内在要求；能否畅通国内大循环，也是影响到能否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否相互促进的关键所在。

一

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步融入并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带来的机遇，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对提升我国生产能力、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国际大循环所蕴含的外部需求，有效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日益低迷，增速放缓，国际大循环的动能减弱，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峰值的大约10%下降到2019年的1%左右，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的64.5%下降到2019年的35.7%，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8.6%下降到2018年的0.85%。与此同时，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9%，其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9年的57.8%，经济增长以国内需求为主导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在内需作用逐步凸显的时候，之所以反复强调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因为当前的内需为主体不仅在规模上有待进一步扩大，而且在结构上也有待进一步优化，质量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在从外需拉动为主到内需拉动为主的转型过程中，内需拉动主要来自投资驱动，居民消费贡献虽然有所增长，但速度在放缓。数据表明，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已从2010年的18%左右下滑到2019年的8%左右，与此同时，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且家庭债务对消费已形成了挤出效应。因此，这种内需拉动亟须在质量、结构和可持续性方面实现进一步的改进。

在优化内需结构的过程中，房地产要坚定不移贯彻“房住不炒”原则，在保障刚需的同时，避免过高的住房支出对居民消费造成挤压，严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基础设施投资仍具有广阔空间，如新基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但政府投资更应侧重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领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带动效应，激励市场主体的自发性投资。政府部门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也应着力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带动居民消费。尤其要加强对两类需求的提高与改善：一是通过深化分工水平，强化产业协同，提升生产性需求，其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增长动力，更在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促进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提升劳动生产率；二是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包括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其意义也不仅在于提供增长动力源，更在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二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看，超大规模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为主转向内需拉动为主，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能。一般而言，较小的经济体即使在进入发达国家水平之后，经济仍会长期保持着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如新加坡、荷兰、芬兰等国家，近年来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319%、154%和56.1%。较小的经济体之所以始终存在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是因为其国内市场规模制约了内需拓展的可能性，无论是企业的生产性需求，还是居民的消费性支出，都受到规模限制，因此很难通过国内需求提供足够的增长动力。但大的经济体，如美国、日本等国，外贸依存度长期都在20%左右。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具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生产门类和绝对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和居民消费升级都具有极为广阔的拓展空间。如果始终以外需拉动为主要动力，一方面会抑制本国产业链现代化和价值链高端化发展，另一方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也使国内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一旦全球贸易环境恶化或趋向保守主义，就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性。转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促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意愿。

需要明确的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重大战略调整，并非短期权宜之计，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服务型制造。服务作为制造业的投入或者延伸，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这一过程需要更多的知识投入和组织模式创新。尤其在数字经济时代，与之相关的平台构建和数据治理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制度与技术的长期耦合过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协同、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服务业的规模效率总体上低于制造业，因此短期内经济增速和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可能像外需拉动和工业化加速增长时期那样迅猛。其次，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也是一个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变化的过程，当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驱动增长模式，在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条件的同时，也导致公共服务投入相对不足，间接增加了民间储蓄的压力，削弱了居民消费意愿。要进一步提升和优化国内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需求，既需要企业形成良好的利润预期进而促进民间投资的增长，也需要居民改变消费预期进而提高消费意愿，而企业和居民的预期调整不可能在短期完成。最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通过区域间分工深化和贸易发展，可以产生更为持续、更为稳定的国内循环。当前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还是产业发展水平，都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无论是接受产业转移与东部地区形成产业内垂直分工，还是利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与东部地区形成产业内水平分工，技术能力的培育和产业集群的形成都需要时间，因此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渐进过程。

三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关键。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闭关锁国，而是要在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形成更加稳定、更加畅通、更大规模、更优结构的国内需求体系，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质量提高，形成高水平的产业链和稳定的供应链。在全面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要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一方面可以满足资源缺口，促使国内企业对标世界先进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满足国内消费升级的需要。通过这两方面的作用，不仅可以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充分挖掘和释放中国的内需潜力，也有助于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世界经济。为此，不仅需要打通国内循环的“堵点”，如物流成本、地区壁垒等，也要打通国际循环的障碍，如优化营商环境、放宽市场准入门槛等。

必须认识到，能否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影响到能否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否相互促进的关键所在。在当前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大环境下，市场的对等开放日益成为基本准则，通畅且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博弈的重要筹码。高质量的国内大循环必然是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诸环节畅通的循环体系，是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强大的循环体系，这是高水平开放的安全阀。并且，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且稳定的内部需求体系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