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注定极不平凡。年终岁尾回首世界风云，有感同身受的艰困，也有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的总体形势，可以大体概括为三个“三”。

1.百年未见与百年征程

第一个“三”，是三件足以影响国际格局的大事。

一是百年未遇之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谁也未曾料到的“黑天鹅”。其破坏力、杀伤力、影响力之大，堪比一场世界大战。上一次类似大疫情还是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虽感染与死亡人数惊人，却因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错，并没有给人们留下足够深刻的历史记忆。这次疫情大流行则发生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其传播之迅速、影响之广泛，不仅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而且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凸显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界线愈发模糊，偶然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加速转换，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相互传导，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这是国际政治的新现实。

二是百年未见之选情。2020年美国大选过程的一波三折，结局的扑朔迷离，背后暴露出的深层政治问题、严重社会问题以及政府治理能力问题等，在美国政治史上可谓百年未见。上一次小布什与戈尔的选票争执，走法律程序33天了事。这次则活脱脱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纸牌屋”，让世人大开眼界。选情终将结束，但选后各种乱象则很难收场，加之疫情几近失控，拜登虽有“老骥伏枥”之志，但留给他的已不是曾经的美利坚。要使美国重新“合众为一”已勉为其难，“重新领导世界”又谈何容易！

三是中国复兴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5年和15年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路径作了全面规划，意味着，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出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坚实步伐，并形成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发展史上又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全球政治经济整体阴霾中的一抹亮色。

以上三个“百年”，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展开，又反过来使百年变局来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远。就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而言，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可能更具长远战略意义。如何既抽身出来，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眼看世界之变，又有意识地将自己摆进去，从中国作为世界大变局的主要变量角度去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不小的“小事”：地缘政治加速回潮

第二个“三”，是三件足以冲击地区格局的“小事”。

说是“小事”，是跟上述三件“大事”相比；也恰恰是受上述三件“大事”的笼罩或掩盖，三件原本不小的事在2020年成了“小事”。

一是围绕纳卡纷争爆发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战争。这是继2008年俄格冲突、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在欧亚大陆结合部上演的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双方死伤数千人。事实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外加格鲁吉亚三国，面积仅相当于我国湖北省，人口不足1700万。但三国左临里海右濒黑海、上接俄罗斯下连伊朗、土耳其，既是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也是中东与俄罗斯的交叉点，地缘位置之重要不言自明。如果再考虑到亚美尼亚是基督教国家，阿塞拜疆是伊斯兰教国家，格鲁吉亚是东正教国家，且三国语言各不相同，就更知此地绝非寻常。从这个意义上说，纳卡冲突绝不能仅从两个小国之间围绕领土主权爆发的一场战争角度去看待，而应将其置于全球地缘敏感地带、“文明冲突论”卷土重来的时空背景下去审视。更引人深思的是，在亚美尼亚拥有驻军的俄罗斯一开始并未出手相助，忙于大选的美国也只象征性地调停了一下便隔岸观火，反倒是土耳其倾全力支持阿塞拜疆，令后者大胜。这表明，在大国博弈背景下，地缘政治加速回潮，区域冲突难以遏止，中等强国异军突起。联想到一战、二战之起源，这些结论令人不寒而栗。

二是围绕伊朗问题在中东上演的悬疑惊悚大剧。从年初“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在伊拉克被导弹精准打击致死，到岁尾顶级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被机枪扫射不治而亡，这一年的伊朗可谓祸不单行。国际斗争的残酷性展现无遗。与此同时，在美国撮合下，以色列与巴林、阿联酋、苏丹建交，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大和解的开启，也可以视为阿以关系的历史性突破。然而，几家欢乐几家愁，阿以矛盾缓解，使得极限施压和定点打击下的伊朗更显孤立，生死存亡成为头等大事。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伊朗为生存是否会在核问题上冒险，美国、以色列乃至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容忍，拜登上台后美伊关系是否会缓解，都是值得关注的大问题。毕竟，被逼入绝境的伊朗，是曾经盛极一时的中东强国。中东局势从来都不可等闲视之，其所关联的地缘安全、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都具有全球性影响和世界性意义。

三是多国政情透视出的东南亚地区政治生态的变化。2020年，从2月引爆，到7月再起，迄今泰国围绕“修改宪法”等诉求的反政府街头运动仍在持续。如果将视野延伸到政局同样飘摇不定的马来西亚，虽赢得大选但支持率明显下降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以及执政困难重重却在缅甸大选中获得大胜的昂山素季，隐隐然，东南亚地区似乎正在呈现一波以反家族政治、军人政治为特征的新社会政治浪潮。对于深受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交叉影响，又被欧风美雨反复吹打的东南亚地区而言，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进一步联合自强，似乎又走到另一个重要时刻。

3.扭曲的“后真相时代”，更须瞻望未来

第三个“三”，是可能影响长远的三大趋势性动向。

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扑面而来，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大国科技博弈日趋白热化。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为标志，第四次科技革命正从多维多点积聚能量，酝酿一次大释放和总爆发。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会带来生产力的迭代飞跃，催生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还会带来新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博弈规则、战争形态，谁掌握这次科技革命的主动权，谁就将赢得未来。中华民族与前三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但赶上了本轮科技革命的浪潮，部分领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并跑甚至领跑，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但与此同时，中国高科技产业遭受的打压也是空前和罕见的，预示着科技博弈将是中美博弈乃至国际博弈的新战场。在这场围绕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制高点的较量中，我们如果扛不住、攻不下，民族复兴就很可能遭遇半渡而击，甚至功亏一篑，只能咬紧牙关逆流而上，迎难而上。

二是全球化“退潮”与区域化勃兴交织，全球治理面临重大考验。世界贸易组织（WTO）面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挑战，几乎覆盖全球的多边经贸安排恐难再现，相应的，各种区域性、次区域性、三边甚至双边安排大行其道。相关安排大体有四类：一是酝酿中的美欧日零关税区；二是美加墨协定（USMCA）；三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四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他诸如欧日之间、欧英之间诸多安排，以及正在极力推进的中欧投资协定等等，不一而足。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大洗牌和大布局中，各国都在暗中较劲，努力找准、校正自己的位置。一旦各种安排水落石出，尘埃落定，各国都面临重新入局的挑战。

三是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后真相时代”引人深思。“文明冲突论”卷土重来，排外主义大行其道，极端主义沉渣泛起，冒险主义逆势抬头。上述矛盾在欧美世界表现得更加充分，暴露得更加彻底，但其倒灌效应、连锁反应不容低估。另一方面，在网络时代，“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似乎是真相是谎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话语权，这正是所谓“后真相时代”的扭曲性。面对这些百年未有之怪象，唯有保持定力，不畏浮云，拒绝浮躁，才能在博弈中最终胜出。    （作者：袁鹏，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本文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0/2021》卷首语，本报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