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的直接冲击或有减弱，间接或次生影响仍然不能忽视，以下十项全球性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一、世界经济启动恢复性增长

在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下挫之后，2021年世界经济将在此前较低的基数基础上重启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将达到5.2%，较上年增长回升9.5个百分点。其中，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实际GDP增长率将由上年的-3.3%回升至6.0%，发达经济体也将由上年的-5.8%恢复至3.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年增速高于发达经济体两个百分点以上的双速增长态势在世界经济复苏阶段仍将延续。受此影响，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危机之中脆弱性较高而出现的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下滑势头逆转（2020年较上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2021年经济规模占世界比重预计由上年的40.6%小幅上升至40.7%，IMF还预计到2025年将进一步提升至43.7%。

二、中美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剧了中国经济规模相对美国上升的态势。在二十国集团（G20）成员为代表的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在2020年维持了经济正增长。尽管2.3%的增长率较上年的6.1%有明显下降，但能在如此重大的疫情冲击下坚持增长不停步殊为不易。这与中国决断早、行动快、举措有力、制造业基础雄厚且得到“互联网+”的有效支撑，从而率先控制住疫情并防止了后续几波反复等因素有关。

美国受疫情大流行影响，2020年经济收缩3.5%。此消彼长之下，中国经济规模进一步接近美国。IMF在疫情之前对2021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的预测值是71.5%，疫情发生之后调整为76.8%，上调了5.3个百分点；IMF还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将达到90%。

三、全球政治多极化格局显现

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紧密化和一致性程度上升，且其作为整体的经济规模依旧庞大，这为其与中美鼎足而立成为全球“三足”之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作为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一，欧盟特别强调“一个团结、有能力和自力更生的欧盟对欧洲有利，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有利，对多边体系有利”，有意“引领世界走向绿色、循环、竞争和包容性经济”，希望“坚持自己的技术目标和雄心……塑造技术、技术的使用和监管环境”，声称要“在改革世贸组织方面发挥共同领导作用”。一个追求团结、自力更生并且雄心勃勃的强大欧盟，有资格成为全球政治格局中独立一极。预计2021年起，中美欧三足鼎立、俄日澳印等群强环伺的多极化格局将逐步成型。

四、多国内部政治极化、社会分化趋势加剧

2021年多国内部政治极化、社会分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在欧洲，“脱欧”派与“留欧”派、支持接收移民的群体与“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支持绿党的环保主义者与农业协会的农民、极右翼势力和极左翼势力等，在许多城市的同一个公共空间竞相“表演”游行或破坏。在美国，2020年67%的总统选举投票率创下120年来的新高，连选失败的特朗普获得的普选票都超过7400万张，大大超过2016年选举中希拉里获得的6585万张及奥巴马2012年再次当选时的6592万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国内政治的分裂与极化，以致评论者多认为特朗普虽然“走了”，但特朗普主义还将长期存在。在印度，疫情加重了国内阶层分化的恶果。2020年11月，本就负担沉重的农民不满莫迪农业新政，在新德里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迅速向全国各地铁路、商业、街道、工厂等蔓延，并因为军警的镇压而更趋激烈。

政治极化是经济社会分化的投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许多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脆弱性。例如，美国低薪服务业人员的失业人数大幅增加，有色人种感染和死亡比例更高。彭博社亿万富豪指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50人的财富总值近2万亿美元，比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而最贫困的50%美国人（约1.65亿人）的净资产仅为2.08万亿美元。该数据同时显示，美国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83.9%，而黑人家庭拥有的财富仅为4.1%。 

五、国际互动中以意识形态划界的观念沉渣泛起

欧美联手将世界拖入意识形态纷争漩涡的势头正在凸显。一方面，拜登政府打“意识形态牌”的积极性非常高，强调“民主不仅是美国社会的基础，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邀请世界各地的民主领导人同侪将加强民主重新列入全球议程”。另一方面，欧盟主动迎合拜登的这一想法，准备“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与美国密切合作，调整我们的战略目标，支持亚洲的民主进步至关重要”。2021年，欧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人为制造所谓“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与“非民主社会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胁迫本国及相关国家的私人部门退出与“非民主社会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合作，力求将意识形态对立运筹为一桩对西方国家私人部门和政府都有利可图的事业。中俄等国面临欧美以意识形态议题为工具施压的风险上升。

六、大国博弈由对抗为主转向竞争与合作

特朗普政府推动形成的竞争甚至对抗为主的大国关系在2021年可能出现转折，主要国家或经济体间更可能在各领域建立务实的竞争与合作并举的关系，在其中一些领域更强调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更强调合作。对待盟友，拜登政府反对特朗普政府的“交易性”关系定位和双边施压方式，将重申承诺、加大投资，在恢复历史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重塑盟友关系。对中国，拜登一方面强调协调盟友立场并通过规则等方式加以“规锁”，另一方面也表示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健康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

欧盟发布的《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化的新议程》也认为，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欧盟和美国之间可能并且应该设计一个新的跨大西洋的全球合作议程，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中国一贯希望与美国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方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对欧洲则始终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支持一个团结、稳定、繁荣的欧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2021年国际关系中大国消极对抗一面可能下降，竞合并行的复杂性增加。

七、国际治理由区域一体化为主转向多边与区域并行

2020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主要区域合作安排取得显著进展。RCEP成员国达成共同建立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以及互惠共赢的经济伙伴关系合作框架的目标，签署了一个开放的、包容的、基于规则的贸易投资安排。区域一体化的进展，对地区和全球应对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至关重要，并将在疫后通过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进程打造区域韧性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区域合作之外，多边合作也迎来新的契机。相对更加强调多边规则的拜登政府取代注重双边施压的特朗普政府登上美国政治舞台。拜登表示要“消除惩罚美国人的贸易壁垒，抵制危险的全球保护主义滑坡”，要和其他“民主”国家联合制定“环境、劳工、贸易、技术和透明度等各个方面”的规则。这些与欧洲强调的“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以及对美国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方面“发挥共同领导作用”“探讨如何通过改革上诉机构恢复基本的争端解决功能”“加强欧盟-美国-日本之间的三方合作，就公平竞争环境问题提出建议”“共同努力，推进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谈判”等期待是比较一致的。尽管在可预见的将来，多边协商仍然存在很多具体困难，但国际合作由区域一体化和多边主义双轮驱动的新动力正在形成。

八、技术进步及其运用范围拓展影响战争形态和国家安全

大数据、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进展日新月异，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战争形态和国家安全也产生重大影响。首先，战争场域大为拓展。在先进技术支持下，战争出现由传统海陆空拓展至太空、由宏观空间发展至微观空间、由物理世界延展至虚拟世界、由战斗场景扩展至生活场景等转变。其次，对抗手段更加丰富。定向能、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网络、高超音速等领域技术在军事应用方向上的发展，可能让战争的指挥、实施及效果检验方式多样化。最后，战争伦理发生变化。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技术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被打破，劳动可以被非人力技术完全取代，作为劳动载体的劳动者的价值可能下降，而基于虚拟现实的远程作战技术和无人作战平台的兴起，可能加剧参战者对人类生命的无视从而增加战争的残暴性。2021年，可能发生更多以无人机、自动杀人装置、电脑病毒为主要武器或“参战者”的特种战争。

九、全球供应链向安全化、弹性化方向调整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的大封锁、大中断让多数国家认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无论是人为的政策性封锁或抢夺造成的供应链防御型安全问题，还是传染病等非人为的客观性往来中断造成的供应链管理型安全问题，都成为各国决策者决意应对的问题。2021年，全球供应链和研发格局的分布可能开始由效率导向更大程度转向安全导向。一些国家强调“国家安全”优先，转而把所谓技术含量高的环节保留在国内，或者从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国家转到其他国家，特别是转到那些在传统安全上对自己存在高度依赖的国家，这将对全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事业产生掣肘效应。真正的安全立基于开放和发展，根本之道是通过数字经济等新技术支撑的经济形态打造免疫化、便利化、弹性化、智能化、安全化的国内及全球新型供应链。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能力强、防疫举措有力的国家，可能成为其他国家备份供应链的全球安全岛。

十、极端天气等气候变化后果造成自然灾害频发

近年气候变化趋势持续恶化，给人类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其他间接危害不断加剧。巴西、澳大利亚和美国加州等地的森林大火频发，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接连肆虐，这些都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2021年，世界上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可能上升，沿海地区经受暴雨、台风、飓风，主要森林地区爆发大规模山火，主要粮食产区经受洪涝、干旱、蝗灾，北极地区夏季无冰区扩大，南极地区大面积冰盖消失……这些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受人为因素影响，这些自然灾害可能和疫情一起给人类特别是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的脆弱群体带来生存危机、粮食危机、物种衰减危机。例如，世界粮食计划署称，非洲、拉美等地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遭受饥荒。即使在发达经济体，在高失业率的情况下，穷人也承受着食品价格上涨的痛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