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东升西降”。面对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变、国际秩序面临深刻重塑，我们需要勇于、善于把握重大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论断。

从变局到新局的三种逻辑

回顾历史，可以从三个层次的逻辑来看从变局到新局的演绎。这既是立足现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战略决断，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概括。

先来看历史逻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奋争一次又一次归于失败。近代中国面临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当时各个社会集团的大局谋划来说，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难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希望，中国真正有了应对变局进而谋划大局、开辟新局的可靠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进历程中，有过三次重要转折：

一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斗争阶段，遵义会议是标志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应对反“围剿”失败、长征前期损失惨重的变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成年”，开始独立自主地谋划中国革命大局；

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标志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应对前期艰辛探索的经验教训，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科学系统地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可谓一个标志性转折。大会宣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科学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进一步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这是新时代科学谋划大局、有力开拓新局的逻辑起点。

再来看实践逻辑——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组织和军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次重要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集中回应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拨乱反正”的呼声，推动改革开放成为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十九大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应对变局中谋划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迎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三次重要会议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抓住了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实践问题予以破题。

接下来看理论逻辑——

伴随三次实践飞跃的是三次思想理论飞跃，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逻辑。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世界各国在矛盾斗争中最终走向“世界历史”、走向“人类社会”和“社会的人类”的过程。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再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穿其中的一个大逻辑便是真正认清实际、于变局中开新局。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所处的环境进行反思、反省和反观，并用完整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为应对变局、谋划大局、开辟新局提供了理论储备。

变局孕育重大转折，尤其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先进的理论要掌握群众，方能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方能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驾驭动局、乱局和变局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科技等格局变化深刻复杂。要变挑战为机遇、化危机为良机，应当从目标定位、价值取向、情感纽带、利益关系等着手，把握好重大转折的契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在伟大的转折中创造新的辉煌。

一要发挥好目标定位的“指南针”作用。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要发挥好目标定位的“指南针”作用。在大变局中，我们党看到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既有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又确立了2035年中期目标，还有“十四五”规划。有了坚定的目标，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能下好先手棋。在此基础上，既不走老路和回头路，也不走歪路和邪路，而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要发挥好价值取向的“定海神针”作用。

世界百年大变局既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个价值判断。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主动驾驭动局、乱局和变局的担当意识，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大变局有机结合在一起，确立有变局就需要有大作为的意识。

发挥好价值取向的“定海神针”作用，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有机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要做到心中有大局，让“小我”变成“大我”，最终实现共同理想。

三要发挥好情感纽带的“黏合剂”作用。

从变局、大局到新局，需要构筑牢固的民族情感纽带。要通过情感认同有效提升民族、国家、社会与文化认同感，实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整合与统一，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团结奋斗的中国人民面前，没有不能应对的考验和挑战，没有不能战胜的困难和风险。

四要构筑好利益关系的“防护堤”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让更多的利益诉求释放正能量、推动社会财富创造，需要更好地协调和处理不同个体、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

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要兼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又要均衡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作者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地研究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