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

新时期应当怎样维护国家安全？对于这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提出不少看法，如重视军事安全，强调非传统安全，关注外部威胁，警惕国内安全隐患，可谓是见仁见智。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明确了方向。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十四个必须坚持的重大方略，再次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要全面综合定义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整体视角认识和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的。所谓总体，就是全面和整体，即重视综合性。所谓安全，即“无危则安、无缺则全”，就是没有危险和危险的感觉。在现实中，要完全消除威胁和威胁的感觉是不可能的。维护国家安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险和降低危险的感觉。

过去，我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比较单一，一般仅包括政权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这样的国家安全理念已经不适应今天国家面对的严峻安全形势，难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安全挑战。今天，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据此，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指的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领域。除此之外，根据国家安全法的规定，还包括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等新领域的安全以及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这些新拓展出来的安全领域属于非传统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根据国家安全法的定义，我国的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这个国家安全定义体现了新时代特征，符合我国国情和特点。总体国家安全是个综合概念，不管把国家安全划分为多少个领域，也不管由多少个部门分管，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集成的、一体的。这要求负责各领域安全的部门协调合作，构建集中统一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机制。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点

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多样性、关联性和复杂性。首先，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风险的多面性日益明显。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科技、网络、环境、生态、文化、公共卫生、食品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安全风险之中。

其次，各类安全风险不完全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常常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如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稳定的关系，如果国际环境恶劣，国内发展和改革就会受到冲击，政治动荡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同样，如果国内政局动荡，外部势力就会趁机介入，在此情况下，也很难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再如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国家出现了政治动乱，经济就无法正常发展；同样，如果经济上出现大问题，政治稳定也会受到严重冲击。

最后，在安全风险高度关联的情况下，安全问题异常复杂。某个具体的安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和其他安全问题相互作用，甚至导致系统性安全风险。例如，某个群体性事件如果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演变为政治问题，如果任其蔓延，就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最终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例子就是突尼斯当年爆发的所谓“茉莉花革命”。事后看来，这是一个由街头小贩被打的偶发事件引起的极具破坏性的政治进程，但这种极端情况在当今世界却屡见不鲜。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意义

新的历史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新的形势下，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保证国家安全，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必须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来思考和筹划，必须以安全治理作为基本路径来维护和保障。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在治理实践上，就是推进国家安全总体治理；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安全各领域、各要素、各层面统筹治理，创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系统格局。

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这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围绕着安全治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安全形势，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由此决定了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治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而是必须在深化改革的“大逻辑”体系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系统性安全治理。从这一点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总体安全观”，无疑是对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在新形势下的一种拓展和深化。

五、如何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从总体安全的角度，也就是全面、综合和整体的角度，而不是片面、单一和局部的角度审视国家安全问题。从总体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有效降低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需要我们做到全面、有序、协调和有度。

所谓全面，指的是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安全风险的方方面面，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考虑到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不能关注某些国家安全风险时忽略其他国家安全风险，也不能忽视国家安全风险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更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化解国家安全风险。历史上，片面和简单化对待国家安全风险造成严重后果的先例很多。例如，冷战期间，面对来自西方阵营的威胁和挑战，苏联选择了与西方进行军事力量竞争，忽视经济建设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在没有经济支撑的情况下，军事力量也无法与对方竞争，结果元气大伤，最后不得不吞下失败的苦果。

所谓有序，指的是要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对国家面临的安全风险进行排序，从而确定阶段性优先关注的安全风险和资源的主要投入方向。虽然所有方面的安全可能都很重要，但维护安全的资源毕竟有限，谋求安全需要有个轻重缓急，需要优先处理那些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重要的包括那些长远的安全风险，俗话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紧迫的就是当下不得不处理的，如军事安全风险突出，则其在排序中的位置就应该上升；如军事安全风险下降，它在排序中的位置也就应随之下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国家面临最大和最根本的安全风险是经济发展滞后，这不仅制约了国家应对其他安全风险的能力，而且在蚕食着人民群众对党的执政能力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心。这既是重要的也是紧迫的安全风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三中全会决定国家要集中精力和资源优先应对这个风险，把发展经济提高到党的中心任务。此后，随着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中央决定大幅裁军，国防建设让位于改革和发展。事实证明，当时对形势的判断是对的，优先发展经济的做法是正确的。正是经济发展起来了，后来才有了更多的资源应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国防建设问题。

所谓协调，指的是按照国家安全总的目标和排序，通过协调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政府各部门的行动，使各部门和各方面的努力做到相互促进，而不是相互抵消，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风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协调应对某个具体安全风险和应对其他安全风险的做法；需要协调应对短期安全风险与应对长期安全风险的做法，需要协调应对局部安全风险与应对整体安全风险的做法。

所谓有度，指的是谋求国家安全时要把握一定的尺度，要讲求效益、要做到适可而止。在一定范围内，对安全的投入与安全的增加是正比的，也就是投入越多越安全。但是，超过了这个范围，投入效益递减，结果很多的投入也只能增加一点点安全，甚至会损害安全。如军事安全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加强国防投入可以提高国家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可以使国家更安全。但是，如果投入过多忽略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就无法持续，结果是损害经济发展也最终损害国防建设。同时，国防投入增长过快可能会引起他国担忧，导致他国也加强国防投入，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军备竞赛一旦形成，增加的国防投入不仅不能带来更多安全，反而使自己更不安全。所以，谋求安全要适度，追求绝对安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苏联前车之鉴，值得汲取。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新时期加强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我们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认识新时期安全风险的多样性、相关性和复杂性，全面、有序、协调和有度地应对各类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