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小康社会”从提出到形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分阶段奋斗，持续推进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世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设计了新的“两步走”发展战略，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治理的道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演化进程。如果选择和确定了切合本国实际的发展战略，实事求是地开启了发展所需的经济社会动力，构画出一个相对清晰而又能够为绝大多数成员接受的路线图，则其形成社会整合能力以实现既定目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摆脱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率就比较高。纵观世界的现代化道路，在二战之后，只有为数较少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形成了民生持续改善的良好态势。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却在随后的经济社会建设中，由于不能科学调整阶层关系与利益集团关系，在发展战略上摇摆不定，缺少社会的广泛认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不幸落入民生难以持续改善、贫穷与饥荒不断发生的陷阱之中。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外生与后发的现代化格局中，能否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独特道路，是其赶超性发展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这是古今中外各国业已证明而又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清算了“极左”思潮，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迈步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面对社会迫切呼唤的时代发展逻辑，面对政府迫切期待的中长期政策定位，面对人民群众迫切渴望的民生改善诉求，“思想大解放”运动及其之后的国家重大决策，牢牢把握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航向，在形成共识中凝聚合力，创造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社会氛围。这种独具特色的国家建构，顺应了国内外历史发展大潮， 在大政方针上勾画了凝聚人民思想意识的未来社会蓝图——“小康社会”，以及建设这个社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激活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小康社会”的提出与话语建构

精英循环理论表明，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精英的更替与新精英结构的形成，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动力的释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停止与随后的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一方面为中国造就了改革开放局面，另一方面也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创造了历史机遇。应该说，这一理论既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有关国家与民生改善学说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新定位，还是其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

四个现代化与“两步走”战略

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就一直在治国实践的“试错”中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使中国逐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953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目标——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表述，要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1957年3月，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新定位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自此形成“四个现代化”的完整表述。196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重申“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1975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战略设想，并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设计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在1980年之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00年之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构想

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强国之梦所做的宏观构想，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没有为“四个现代化”中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给出具体而明确的路线图；第二，要在1980年以前，在国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就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任务太重，时间太仓促；第三，要在当时所说的“本世纪内”即2000年就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中，这个顶层设计很难在现实中落实与贯彻；第四，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民生问题有所改善，但提升的速度与人民的预期相比尚有距离。

正因为如此，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反思第一代领导集体战略谋划的基础上，结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民生问题的迫切关注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构想。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新说法”，就是中国共产党对20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新思考和新定位。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本委员会代表团时曾谈到，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邓小平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就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对日本来说也还是低水平，但对中国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并明确阐述了小康社会是中国在20世纪末要达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小康，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社会理想。“小康”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然，这里的“小康”与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小康”在意义上是不同的。训诂学家们历来认为，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百姓太辛苦了呀，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不过，我们也不妨将其理解为一种告诫：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艰苦。至于把“小康”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模式，则记载于西汉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其中描绘了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图景。

大同社会是一个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社会保障健全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则显示出不同的社会面貌，从古代儒家的思想渊源看，描述的是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由氏族社会向生产分工的文明社会的转化，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天下为家”的社会，也是一个靠礼仪关系维持的理想社会。儒家学派从历史循环论出发，幻想着返回原始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生活。但到了近代，自进化论传入中国，“小康”就成了通往“大同”进化历程的一个中间环节。根据戊戌变法思想领袖康有为的说法，小康之世是社会从多灾多难的乱世发展到世界大同的太平世界的一个中间驿站——人类要从乱世进化到太平之世，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小康之世的阶段。为了宣传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康有为通过“托古改制”，声称自己在孔子著作《春秋》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他看来，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每变一世，则俞进于仁”，即社会是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进到“太平世”（大同）的。康有为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据乱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文教全备也。……此为春秋第一要义。”但不幸的是，“微言大义”却被逐渐湮没了，先儒由于不知大同小康之道，或美化现实，或追慕三代，安于小康，不思大同。正是由于舍弃了小康与大同之道这一根本，也就无法把握中国社会循序进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使得中国社会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乱世之中，即使有兴盛之时，亦不过小康之世而不能被大同之泽。所以，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维新，实现“据乱世”向“升平世”乃至“太平世”的过渡。

邓小平构想的“小康社会”，上承中国历史，吸取了历代先贤的智慧；下续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达了人民对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与良好民生的向往，从而激发了人民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其一经问世，就被人民所接受，并成为第二代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共同心愿。一方面，邓小平以“小康社会”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对第一代领导集体渴望的“四化”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新创造；另一方面，他以具体的量化表述，说明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即在“实现这个目标”后，“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但即使实现了他所构想的“小康”，也仅仅是“小康之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同西方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尽管如此，邓小平仍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是将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结合在一起而构想的小康社会，而不仅仅是“翻两番”的小康社会。所以，在对小康社会理论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中，一方面要看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时代表达，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邓小平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制度规约思想。唯有如此，才可对其作出正确理解。

小康社会与“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牢牢把握了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发展方向，使“小康社会”的建设构想得到了持续贯彻。在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赋予农民家庭以经营自主权，彻底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不仅解决了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在中国培育出了规模庞大的乡镇企业，拉开了农民的非农化序幕。在激励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同时，也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变为乡镇制度，同时逐步放松户籍管理，畅通了社会流动之门。随后进行的城市体制改革，明确摒弃了把“全民所有”与“国家机构直接经营”混为一谈的观念，提出了实行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号召。有关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理论创新，通过放权让利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农村体制改革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实践，第一次创新和发展了邓小平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小康社会”建设进入快车道。自此之后，“小康社会”这个对国家发展战略、民族发展战略、民生诉求改善战略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概念，就成为邓小平及其之后历届党的领导集体制定发展蓝图的核心内容。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为实现这一目标，十二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前十年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第二步，“后十年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中国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说，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小康社会理论的影响下对社会主义发展历时态与过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共产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述，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更为务实的执政形象，消除了“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十三大报告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再一次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战略构想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目标，并在十二大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细化确定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应该说，到十三大时，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所以，大会的主要奋斗目标，便被确立为在2000年实现“小康水平”。只有“走好第二步，才能走好第三步”。会议在提出保护企业主合法收入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三步走”战略部署正确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意义非常重大。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三步走”战略部署把现代化这样一个远大的宏伟目标同10多亿人民群众实际生活的改善结合起来，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达到小康水平，最后迎来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使现代化的目标直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赢得了广泛支持。

第二， “三步走”战略部署引入了世界上通用的人均GDP概念，使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阶段化、具体化、可比化。从人均200多美元开始起步，经过努力达到800—1000美元，再翻两番达到人均3000—4000美元。把国家层面的宏大目标具体分解到各个地区，使现代化事业与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成为各级党和政府部门的工作蓝图。

第三， “三步走”战略是在总结了中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考虑到当时相对落后的具体国情，实事求是地把原来到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具体修改为“实现小康社会”，并提出再用30—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设想，既考虑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考虑了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和可能，这就从战略部署上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思想，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从温饱到总体性小康

农村体制改革解决了中国的吃粮问题，城市体制改革解决了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市场化生产问题。“利改税”与“拨改贷”制度的介入，增强了企业发展的活力。城市对农村“拉力”的增强，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农民工进城现象，加速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推进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引领之下，199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8598.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0年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到1634元，超过翻一番的任务。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基本实现温饱。按住户调查统计，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86.3元，年均增长9.1%；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10.2元，年均增长5.1%。按照1978年制定的农村贫困标准，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980年的26.8%降低到1990年的9.4%。这就是说，按照1978年的贫困线，已经有90.6%的农村人口解决了贫困问题，达到了吃饱穿暖状态。另外，与1978年相比，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3.6平方米增长到1990的6.7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8.1平方米增长到1990年的17.8平方米。这样，到1990年，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小康社会建设阶段（见表1）。

正因为如此，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小康目标”做了更为详尽的描绘：“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又对小康水平进行了定义：“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个要求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重申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指出，“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从1997年到2010年，通过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体制，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使其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显著提高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从而极大地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全面实现小康，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这一纲领把中国农村实现小康当作一个跨世纪的奋斗目标而予以高度重视和强调，意味着农村的小康建设已经正式成为当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如表2所示，在达到温饱水平之后，由于中国在小康社会建设中设计了更具时代特征的考量目标，直接拉动国民经济继续迅速发展。到2000年，中国人口增加到12.6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442.2亿元，超额完成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2253.4元和6280元。市场商品丰富，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7.6%降低到2000年的49.1%。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91年的53.8%降低到2000年的39.2%。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更多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和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分别增加至2000年的20.3平方米和 24.8平方米。根据1978年农村贫困标准，处于贫困线之下的农村人口占比已经下降3.5%左右。这样，到2000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国的小康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了邓小平设计的小康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对总体性小康的认识

在总体上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之后，从更高要求来看，这个阶段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一种低水平的小康。尽管从平均意义上，在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59美元，超过邓小平当时设想的人均800美元的下限，接近1000美元的上限。但与世界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与此同时，在民主、法治、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上，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有着较大差距。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也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战略进行提升，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选择。基于此种考虑，旨在提升人民福祉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便被逐步纳入党和政府的新发展战略框架之中。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全会报告认为，“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全会决议指出：“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有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提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总体上达到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虽然2000年人均GDP达到了959美元，超过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但按照世界银行1990年的分类标准，我国依然处于较低收入水平。

从人均看，2001年，我国居民人均年收入500美元，是1980年的3倍多，但是与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处于较低水平。美国人均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英、德、法、意等国家都在1.5万美元以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未改变，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为36.2%，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75%的城镇化率，也低于世界平均47%的城镇化率。城乡和地区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2001年东部11省市的人均GDP为1600美元，而西部12省区仅为610美元，相差2.6倍。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2000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253.4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相差2.8倍，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趋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近7%，已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每年新增劳动力较多，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巩固和提高小康水平，还需要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据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需要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从此，在2000年中国实现“总体性小康”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成为中国到2020年要实现的宏伟蓝图。这一宏伟蓝图经过十六大的系统阐述，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关注，并迅速转化为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行动纲领。

全面小康与十七大的小康社会愿景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表述意义的转变，表明邓小平之后的共产党领导集体进一步深化了“小康社会”的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学说的新发展。全面小康概念的扩延，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大体来说，总体小康与全面小康具有如下区别（见表3）：

第一，“总体小康”是根据20世纪中国人口众多、农村贫困人口占比较大的基本国情而提出的解决温饱问题的小康，是主要基于物质文明建设而设计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21世纪头20年将要达到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内容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加入了“生态文明”的内容，使之成为“五位一体”完整表述。

第二，“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将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社会，发展成更高水平、内容比较全面并扭转收入差距使之趋于缩小的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的实现，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环境生态更加友好。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愿景作了如下描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经过21世纪最初10年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经济总量持续增加，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181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比2002年增长 1.4倍，年均增长10.1%。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2.8元增加至2011年的218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576元增加至6977.3元。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 51.3%，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自此进入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的历史时期，城市社区建设随之而取得历史性进展。按照2000年重新确定的农村绝对贫困线，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降低到2.8%，10年时间减少了将近1亿人。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增长到32.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增长到36.2平方米。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到36.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低到40.4%。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快速提升，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一步增强。

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建立、健全了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新农合、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险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建起了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实现了制度性全覆盖。2012年，中国养老保险事业也实现了全国性制度全覆盖，完成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从无到有、再到制度全覆盖的历史性跨越。人民身心健康水平迅速提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4.8岁，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71.4岁相比，增加了3.4岁。与此同时，民主法治、精神文明、生态建设等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

2012年，党的十八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将全会的主题定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新愿景。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一字之差，但却标志着我国“小康社会”建设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也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目标。

十八大报告从五个方面充实和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取得重大进展”。报告在“四位一体”表述的基础上，面对环境状况的恶化，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论述为“五位一体”，从而更为全面地绘制了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全体中国人民清晰勾勒出“中国梦”的美好明天，即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奠定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继续深化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国家发展学说进行了系统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更具长远指导意义的中国梦愿景。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期盼”。实现这一梦想的阶段性目标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的源泉在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于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梦，要让每个人都“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为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在厘清市场与政府、市场与社会、社会与市场、社会与政府等边界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建设作用。

通过多次论述与阐释，“中国梦”的战略部署逐渐明确为“新三步走”：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整个21世纪或更长一个时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创造性地发展和勾画了新的战略构想，对中国的现代化战略进行了新的顶层设计：

第一步：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国总人口从2012年的13.6亿增长到2020年的14.1亿的情况下，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相比，差距进一步缩小），人均GDP也历史性地超过7万元。因为2021年的GDP增长率超过8%，而人口增长率却趋于降低，这意味着以现行汇率兑换，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2万美元——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1.27万美元的下限（见下图）。所以，进入新时代以来的9年，既是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9年，也是中国在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后向高收入国家迅速突破的9年。截至2020年末，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4383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17132元。因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趋于缩小——从2012年的2.88倍缩小到2020年的2.56倍。按2010年重新设定的农村绝对贫困线，2012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10.2%，贫困线之下人口有9899万人。2021年，现行标准线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达到63.89%，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到29.2%和32.7%。人均居住面积增长到城镇居民人均39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47.3平方米。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到77.4岁，其中男性为74.7岁，女性为80.5岁。在从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过程中，2020年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年数延长到13.8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新增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达到53.5%。2022年新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已经超过1076万人（见表4）。

在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情况下，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应该说，以新“两步走”战略为核心的现代化，是邓小平有关小康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是原“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系统结合在一起设计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与实践，为探索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更加光明的前景。世界各国的历史背景不同，发展起点不同，文化与宗教渊源不同，因而其制度选择与发展道路自然会不同。在人类共同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谱写了一曲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为所有追求富强平等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东方模板。

同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表征的现代化，既不同于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也不同于“小康社会”意义的现代化，而是新发展理念所引领的更高质量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随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更加细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未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大幅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使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迈上新台阶，并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使中国迈入创新型国家前列。为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还需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系统提升，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但是，在看到既已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以下问题：中国还存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东中西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存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难以突破问题，存在创新能力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之要求的问题，存在农业基础的不稳固问题，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存在生态环保压力较大的问题，存在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的短板问题，存在少子老龄化问题，存在资本和劳动两大支撑经济增长的“老动力”开始减弱问题。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与人口转型背景下，科技进步的速度决定现代化的推进速度。如果科技进步跑赢了老龄化，则未来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老龄化跑赢了科技进步，则未来现代化战略目标就难以顺利达致。因为农村人口占比仍然较大，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与否，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共同富裕的进程。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理论，继承了改革开放前“四个现代化”思想的合理内涵，实事求是地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通过“三步走”战略部署，逐步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引导和凝聚了人心，维持了长达40多年的繁荣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胆改革、勇于实践，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构想，以新的“两步走”战略规划，对未来的发展道路作了顶层设计，再一次凝聚了人民群众的共识，在共同富裕的最大公约数基础上，绘制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所以，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对于国家发展与党的执政经验的积累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习近平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在继往开来中开创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新纪元，为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绘制了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作 者：张翼，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农民工、家庭社会学、社会流动、社会治理。著有《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等。Email: zhangyi1988@sina.com.cn

来 源：2022年5月27日【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1期P94—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