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的状况，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励投资和改善消费环境为重心，将需求管理与改善供给、提升增长潜力有机结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新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任务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后疫情时期，疫情冲击将会减弱，我国经济显然要出现一波反弹，但这波反弹能否消除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深层问题，取决于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和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需求收缩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供给冲击是经济承压的重要原因，而预期转弱则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必然表现。今年以来，尽管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但内需不足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内需不足，体现在消费不振和投资疲软两个方面。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其中11月份下降5.9%。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8.6%，仍低于2019年的70.1%。消费不振是当前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从投资上来看，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8.9%和9.3%，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只有5.3%，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一方面形成凯恩斯逻辑中的即期需求，另一方面形成未来增长的潜力，增加未来的供给，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决定了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中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同时，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好消费和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实际上，这也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要求。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其一，通过引导和激励投资，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加资本积累，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中高速的高质量增长；其二，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需求，提升经济循环质量，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加力”，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潜力和目标，适度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维持合理充沛的总需求；“提效”，就是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加多大力”和“提效”两个问题。

“加多大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的潜力。综合就业和劳动力利用、资源和产能利用、物价水平、发展水平等多维度判断，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空间。考虑到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为3%，增长基数较低，未来5年我国经济有潜力有能力实现5.5%—6.5%的增速。可围绕中央制定的具体增长目标，在对消费、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进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财政政策加力的程度，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加力的程度。

另一个是财政政策的空间，其中关键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合理规模及安全状况。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的实质是增长与风险的平衡问题。虽然过多的政府债务，易引发债务风险，但决定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性质，以及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只要债务资金的使用能够使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财源基础得以增强，就不会出现大的债务风险，债务化解也会迎刃而解。因此，相对于规模和数量，政府债务的性质和资金使用才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我们应该跳出财政看债务，立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速、债务资金使用、本币债、债务利息、资产状况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等角度判断，我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并具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提效”，则是通过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财政政策提效，需要统筹好两方面关系。一是统筹支出、债务政策与减税降费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不同状况下，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不一样，需要根据宏观形势的发展和矛盾的变化，灵活选择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以及后疫情时期经济运行特点，需要围绕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消费条件、支持重点产业和技术发展，优化财政工具，提升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二是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统筹国债和地方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的关系。国债与地方债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与地方债相比，国债的成本较低、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并且对于降低市场风险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等具有较多优势。基于中央提出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债和地方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的结构，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着力点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励投资和改善消费环境为重心，将需求管理与改善供给、提升经济增长潜力有机结合，优化财政资源的使用，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其一，提升财政赤字容忍度，优化赤字和支出政策。根据宏观形势和经济运行矛盾的变化，尤其是根据就业状况、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的差距，以及总需求的变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另外，要把握好财政赤字和支出调整的节奏，尤其是在经济恢复期，在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或者经济尚未完全企稳之前，不能过早地采取收缩性政策，避免打断经济复苏进程。

其二，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适当扩大国债占比。截至2021年末，国债与地方债余额占比分别为43%和57%，这与大部分国家中央（联邦）债务占比高的状况有明显差异，如2021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比约为87%。适度提升我国国债占比，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债务成本、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地方财政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考虑项目的使用范围、方式与市场投资的边界，优化地方债结构，适当控制地方债增幅。

其三，引导和激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占比。做好中长期基建项目规划，增加中央基建投资，是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之举，也是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投资效率的必然要求。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着眼于未来我国二三十年的发展，实施重大中央基建项目，可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带动经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同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相互衔接，盘活巨额存量资产，创新基建投融资渠道，形成良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循环。

其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需求。配合国家出台的促进消费的规划及相关政策，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例如，可通过扩建停车楼（场）、充电桩，优化交通道路设施，释放汽车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其五，优化政策工具和财政资源使用导向，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优化财税政策，重点支持汽车、航空、半导体、制药和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增加资本积累，提升技术水平。同时，支持“卡脖子”技术攻关及相关基础学科长线研究。

资料来源：2022年12月21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