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战略导向，以解决国内经济循环梗阻障碍为抓手，从供给、需求、开放、改革等多方面入手，促进国内大循环通畅

对“双循环”格局的理解，既要看到国内形势变化带来的新要求，也要看到继续敞开国门增加国际交往的必要性；既要看到国内循环为主的立论判断依据，也要看到国内国际互促双循环的辩证统一。

“双循环”提出的国际背景

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系列世纪级的重大矛盾和重大冲突日趋显化，将从科技与产业革命、国际政治格局演变、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全球经济增长等多维度重塑未来国际发展环境。对我国来说，外部增长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就要求我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国际合作来促发展。

第一，多重因素压低“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内全球经济增长潜力。以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3D打印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逐步凸显，将成为开启未来20年新一轮长周期的主要动力。在两个长周期的交替期，多重因素的结构性变化导致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可能处于低增长阶段。一是全球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将直接降低劳动力资源的投入。二是由于资本产出率呈现下降趋势，全球投资活动尚不具备旺盛增长的支撑。三是全球科技创新活动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尚未出现划时代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大突破，对全球产业革命的推动力尚未出现颠覆性改变。此外，科技创新的复杂性、风险性和高成本使其越来越需要国家间乃至全球性的协同行动，人为切断技术协同、割裂技术标准会降低全球科技创新效率。四是全球债务风险高企。国际金融危机后，债务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愈演愈烈。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债务创下逾255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逾3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的债务风险。因此，从“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来看，全球经济将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高波动的特征。

第二，逆全球化回潮持续存在甚至将愈演愈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逆全球化回潮逐步凸显，都指向了当前全球经济的困境，即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之时，之前在快速发展阶段掩盖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加速暴露。也就是做大蛋糕的速度明显放缓时，人们对如何分蛋糕的敏感性快速提高。

“双循环”提出的历史溯源

回溯历史可以看到，国际循环与国内循环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具体形势变化、主要问题转变以及发展思路调整，是实事求是把握发展规律、客观分析发展环境的产物。

第一阶段：国际大循环为主。1987年，《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将国际大循环战略带入大家视野。这一战略就是要大力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重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再使用重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回馈农业，推动农业和重工业循环互促。此后，这一构想指导了我国沿海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将我国发展的重心集中在利用比较优势，通过国际市场获取资源，带动国内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充分利用了国际大循环的益处，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

第二阶段：国内外循环相协调。在对外贸易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弊端逐步暴露，消费需求薄弱问题直接影响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畅通。“十一五”规划提出，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标志着在国内经济循环已经日益受到循环“梗阻”影响的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侧重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外循环相协调。

第三阶段：国内循环为主。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到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增加了不确定性，外部环境压力持续增大，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再次集中到适度扩大总需求上。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双循环”的理解

第一，“国内循环为主”的提出有依据、有条件、有必要。从工业化发展规律看，“国内循环为主”有依据。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规律看，在工业化中期，二产快速发展，第二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成为主导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由于第二产业生产过程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迂回，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所以这一时期呈现重投资、轻消费特征。进入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第二产业简单，其发展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第二产业要少，全社会投资趋于下降。全社会的产品供给能力已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增长主要受有效需求或者市场容量的约束。因此，政府政策开始侧重于如何启动内需。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部分发达地区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已经是内需疲弱、供给过剩，如何启动内需、优化国内循环成为重中之重。从我国发展现状看，“国内循环为主”有条件。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的GDP核算看，1980年-2019年，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增长到17.3%，美国GDP占比从22.6%下降至15.8%。如果按照现价美元核算GDP，这一趋势仍然存在。从居民收入看，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居民收入提高储存巨大消费潜力，居民消费正在由温饱型消费转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我国超大消费市场发展迅速。从供给能力来说，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工业产值稳居全球第一，总工业产值规模相当于第二、三、四名之和，具有世界上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满足内需的工业产值占其中的约70%。可以说，我国经济总量以及供需两端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国内循环为主的阶段，经济从高增长阶段全面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够为“国内循环为主”提供支撑条件。

从存在的主要问题看，“国内循环为主”很有必要。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将处于决胜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开启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的起步发展阶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将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空间取得更大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重大转型期、重大机遇期，同时也处于重大风险交织期。大国战略对抗、人口结构转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维护产业安全、贫富差距扩大、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等多领域、多层次风险广泛存在，在疫情的影响下更是复杂交织。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已经超越周期性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国内循环为主，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解制约发展的桎梏阻碍，才能锻造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第二，“国际循环”并非放弃，要有新意义新内涵。“双循环”格局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是放弃国际循环，更不是要闭门造车，而是要赋予“国际循环”新意义新内涵。首先，融入全球化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为什么即便遭遇了若干次回潮，经济全球化仍然一往无前地在波折中发展呢？这是市场经济推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等方面的大发展，全球人员、技术和资本流动更加便利，资源配置也就从一国范围内扩大到全世界。哪里的人力资本成本低、自然资源成本低或是技术创新发展快，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就指向哪里。除非市场经济这种资源配置制度被其他更高级、更有效的经济制度取代，否则全球化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要求就很难改变。所以，我们要认清趋势，坚定融入，要争取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发掘培育新竞争优势，而不是遭遇挫折后直接放弃。其次，国内外的深度联结不可动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快速发展，我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深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已经不再是经济学中被动接受市场要求的“小国经济”，已经成长为影响全球市场的“大国经济”。我国的国内供给是满足全球需求的主要“工厂”，我国的国内需求已经成长为带动国外供给的“新引擎”，国内外供需已经密不可分。在这种情况下，打开国门、加强与全球经济的交流合作是我们发展的应有之义。最后，新形势下的“国际循环”要有新内涵新意义。过去，我们的“国际循环”主要是利用我国劳动力充裕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分工，吸引外来投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重，农业富余人口减少，劳动要素驱动力减弱。今后，我们的“国际循环”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上实现“三链升级”，在全球竞争中获得新优势。

如何实现“双循环”

新形势下，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以扩大内需为主要战略导向，以解决国内经济循环梗阻障碍为抓手，从供给、需求、开放、改革等多方面入手，促进国内大循环通畅。并且，通过推动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资源更高水平的相互促进。

第一，推动供给创新升级，更好满足需求发展趋势。在国内经济循环中，供需不匹配、有效供给少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要求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推动供给体系转型升级。既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突出支持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形成高质量供给，又要在创新支撑下加快产业转型，高中低端产品保持恰当比例。同时，加大产业链供应链的巩固提升力度，保障内循环生产端稳定。

第二，激发内需潜力释放，更好带动供给优化调整。从消费看，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应首先夯实支撑消费增长的物质财富基础。这就需要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也要着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加速社会向橄榄型转变。同时，要想办法进一步激发不同领域消费的新活力。既要促进传统商品消费健康增长，又要推动升级类消费更好满足群众需要，还要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消费新增量。从投资看，要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深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传统基建补短板、系统化，更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新基建扩围增量，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以改革破桎梏，彻底打通内循环“梗阻”。面对困扰内循环的各类“梗阻”障碍，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以更大力度加强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强化市场规则、监管难执法的统一性，清除歧视性市场准入限制；要以更高要求优化公平竞争环境，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提高审查约束力和透明度；要以更大决心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第四，以开放塑新机，加速内外循环提质升级。要形成国内国际循环互促的良好局面，应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好两种资源，以外循环带动内循环提质升级。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提高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水平一致性程度，建立适应在全球范围配置和利用资源的高水平规则标准体系。把制度型开放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引擎，加快构建与新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强高水平外资引进，将内循环建设推向更高水准。

邹蕴涵；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