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开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特别是对那些孕育突破性新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加大投入，促成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上升。

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是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国际环境动荡变化所造成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越发凸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特别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遭受严峻挑战。党中央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略再定位，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更是保障“双循环”安全稳定的重要支撑。

做好科技创新工作，要立足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现实依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依靠大量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开启了经济快速增长时代。这期间，由于中国与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存在强互补性，简单地从外国引进机械设备和科技成果，就足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但是，随着入世后一段时期中国一般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逐渐接近，这种发展方式发挥的作用持续衰减，且面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等新的问题和挑战。从近年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状况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增长模式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行至中途，前期刺激性政策所埋藏的系统性风险尚未消化完结，新旧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为我们今年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应坚决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

上述趋势意味着，如果中国不能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大对科技创新投入，从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两方面寻找新增长动力的话，长期来看则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提高中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一方面是继续通过增加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推动的外延式增长，另一方面就要依靠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组织生产方式来促进内涵式增长。2019年，中国杠杆率继续攀升，但增幅较2008年以后杠杆率增幅大为下降，这体现了党和政府稳杠杆的决心和定力。与此同时，受到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逆周期和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外延式增长受限，即意味着投资回报递减效应发生作用。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开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就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科技创新，特别是对那些孕育突破性新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加大投入，促成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上升。这或有涉海登山之难，但绝非高不可及。“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对中国来说，庞大的消费群体和稳步提高的可支配收入正是科技创新的强劲引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了需求，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供给。

历史走向是不可逆转的。放眼世界，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高度网络化的新形态，虽然这让任何一个地区的危机都可能成为全球风险来源，但国际分工格局和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只会深度调整，绝不会回到孤岛状态。因此，从这个视角来看待中国与世界今天的交互尤为重要。科技创新是现代行业竞争乃至全球竞争的关键，它还意味着新思想的迸发，而威胁科技创新的一种重要风险因素就是用何种思维模式看待科技创新本身。这场存在于企业、行业、国家间的竞争，从来不是一场零和博弈，而是表现为你追我赶、水涨船高的状态。与其把资源和精力用在限制竞争对手并给自己凭空制造发展的天花板，不如以规则意识和开放心态来看待科技创新竞赛。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信息时代开始，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和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为美国经济带来极大竞争优势，但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导致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和金融化趋势，为后来的危机以及现在的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伏笔。对于那些具有活力和进取精神的美国企业来说，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所带来的广阔市场、贸易规模和商业模式提供的是机遇而非挑战，对那些本应被市场淘汰却依靠非市场力量存活的企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现实威胁。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中国经济短期内触底回升是合乎规律的，但要想让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且协调健康发展，仍取决于我们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如何，有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产业。　　（作者：丁建林，系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

作者：丁建林；《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8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