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韧性城市
韧性一词在物理学中是指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
韧性城市之“韧”,体现在其要像弹簧一样要有张有弛,在应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问题时能够从容应对。因此,韧性城市不论是否能提前预料到灾难,城市居民、企业和基础设施都有能力迅速抵御、适应和恢复。换而言之,韧性才能让城市变得不那么脆弱。
韧性城市是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承受、应对和恢复能力的城市。
具体说,当灾害发生的时候,韧性城市能承受冲击,快速应对、恢复,保持城市功能正常运行,并通过适应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灾害风险。
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ICLEI)在2002年给出了定义:韧性城市是“对于危害能够及时抵御、吸收、快速适应并做出有效反应的城市。”
一座韧性城市是一个由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组成的可持续网络。物质系统是城市中的自然和人造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的道路、建筑、基础设施、通信和能源,以及水系、土壤、地形、地质和其他自然系统。
在灾害中,物质系统必须能够在极端的压力下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如果物质系统大部分都经受了不能修复的损伤,城市的损失就会加剧且恢复缓慢。一座没有韧性物质系统的城市在面对灾害时将极度脆弱。
一个城市是否有韧性,体现在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如:
经济韧性:表现在具有应对外部经济动荡的能力,以Smart Development(新知识驱动的发展),Sustainable(可持续性)、Inclusive(包容性)为主要特征;
社会韧性: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社区归属感,通过社会整合实现自我振兴的能力;
生态韧性:具有应对外部自然灾害的能力,城市空间及基础设施规划留有余地,灾害来临后能够自我承受、消化、调整、适应、实现再造和复苏。
二、城市兴起时的功能之一是防御
应对突发事件,从城市一出现就有这一功能。
城市的兴起,一种认识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城”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市”则是进行交易的场所。
《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外为之廓”。
《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
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
“城”和“市”共同构成城市雏形。
考古资料表明,世界最早的城市是位于约旦河注入死海北岸的古里乔,距今已有9000年左右的历史。古罗马城在顶峰时,人口总数达到80万~130万规模,800年之后才有城市超过这个规模。
在《辞海》中,“市”的字条可以说明市的发展。首先是“市井”。指当时群众做买卖的地方。如《管子》(即管仲,齐国名相)的《小匡》中有:“处商必就市井”。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日市井”。
正义:“古者相聚汲井有物便卖,因成市,故云市井”。《史记》聂政传说:“政乃市井之人”,后来又称为“市井徒”,如旧唐书。
从古代的文献记载来看,城市的兴建和一位“大人物”有关,这位“大人物”就是炎黄子孙的祖先——黄帝,《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的重要标准是“依山傍水”,“依山”解决的城市防御,“傍水”解决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问题。例如,古有“八水绕长安”一说,北京周边有五条大河。
三、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瘟疫堪比如何灾害
欧洲七次大瘟疫,每次死亡数千万人。
奠定欧洲文明基础的古希腊居然毁于一场闻所未闻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
罗马帝国的命运居然也是因大瘟疫而改变,古罗马的天花和麻疹瘟疫造成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四处征战的罗马士兵给罗马带来了天花和麻疹。传染病夺走了两位罗马帝王的生命。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当时罗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前后估计总死亡人数高达5百万,大大削弱了罗马帝国的实力。
黑死病造成欧洲约2500万人死亡,成为历史转折点,萧条了上百年。
1348年,整个欧洲每天有成百上千人死去,欧洲人悲叹世界末日真的降临了。黑死病没有放过欧洲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将其魔爪伸向了欧洲的近邻——中东和北非地区。尔后又兵分三路,扫荡了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法国、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地区。黑死病进入英国后,有的庄园里的佃农全部死光。到5月,伦敦原有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
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死亡人数为2500万到5000万。3年里,黑死病蹂躏欧洲大陆,再传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一半的人口死亡。1520年,墨西哥因西班牙人进入发生天花病,造成300余万人死亡,在此后的50年内墨西哥因为天花又丧失了近2000万人。
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并不是此流感从西班牙爆发;在1918~1919年曾经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全世界死亡人数至少为5,000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人;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约为2.5%-5%,和一般流感的0.1%比较起来较为致命。
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并不是西班牙流感,而称之为西班牙女郎。因为当时西班牙有约800万人感染了此病,甚至连西班牙国王也感染了此病,才有现在的西班牙大流感一词。
中国中医研究院最新编辑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记载了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
天花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全球约有20亿人死于天花。在没有疫苗的年代,儿童死于天花的可能性大约为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每三个孩子里面就有一个在成年之前可能死于天花,不死于天花者也因为天花病毒的感染而留下后遗症,最明显的是一脸的麻子,天花让全人类变得很丑陋。
天花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由于中医很早就有“以毒攻毒”的免疫学思想,到宋代中医研究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到明清,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称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
四、新冠疫情呼吁韧性城市建设
工业化以来人口不断膨胀的城市,一度成为传染病肆虐的温床,也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1854年,人口超过百万的伦敦暴发霍乱,科学家约翰·斯诺首次用科学方法绘制了疫情地图,并锁定、拆除了传染源,从而使霍乱得到有效控制。换言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城市应对突发疫情、保障居民健康的至关重要的“铠甲”。
促成中国卫生体制建立的是一场规模浩大的瘟疫。1910年,中国东北爆发了规模庞大的鼠疫疫情,由于地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力量薄弱,瘟疫在整个东北大地迅速蔓延,一发不可收拾。直至疫情在京畿初露端倪之时,清政府才如梦初醒般做出应对,命伍连德博士为东北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
到3月30日,新冠肺炎全球确诊64万,影响之大未曾预料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月11日在日内瓦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大流行”(pandemic)原是世卫组织对流感的定级之一。世卫组织将流感分为6级,其中最高的就是“大流行”,其定义是某种流感病毒在疫情发源地以外的至少一个国家发生了社区层面的暴发,表明病毒正在跨国蔓延。
2009年,从美国和墨西哥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被世卫组织定性为“大流行”,曾引发不少争议,因为这一流感虽然蔓延全球,但致死率较低,与人们印象中的严重传染病不一致。
2010年世卫组织网站给出“大流行”的简单定义,即“一种新疾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比如,流感大流行就是指新型流感病毒亚型在全球传播,而多数人对此病毒没有免疫力。此次,新冠肺炎成为第一个被称为“大流行”的冠状病毒传染病。
面对如此巨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需要研究,有没有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这样大的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呢?现有公共卫生体系、传染病防治工作有什么系统性的问题吗?严格地说,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短板根本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大疫当前是坏事,需要我们积极应对,国家应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性的问题、基础性的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周宏春 来源:“宏春观察”微信公众号2020年0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