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作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重大决策，这预示着中国生育政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
从2016年的“全面二孩”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中国稳妥推进“包容性”生育政策改革。这包含两个层次：第一是生育权利的回归，取消社会抚养费及相关处罚措施，将个人生育状态与入户、入学、入职等全面脱钩，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和女性；第二则是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环境，推动其他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衔接，《决定》发布的10条配套支持措施涵盖众多民生领域，几乎实现了全生命周期的覆盖。不过，总体上来看，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未来的政策空间依然很大，有必要系统性建立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
社会领域的建设往往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平衡推进。制度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文化层面的教育更需徐徐用力、久久为功。目前看来，笔者认为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还存在以下难点。
一是深入落实“儿童优先”原则。对儿童的关注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决定》提出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给予税收、住房等支持，恰好体现了在公共资源分配方面优先满足儿童需求。不过，在当前绝大多数的民生保障和公共建设政策中，儿童群体在各级政府年度预算中仍没有获得应有的优先关注。同时，在人口高度城镇化的今天，我国儿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划在城市发展中长期缺位，城市里的儿童可达空间严重割裂且高度碎片化。由此，将“儿童优先”贯彻到城市发展、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环境规划等方面，还需更广泛的社会共识。
二是增强性别平等的家庭观念。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性别平等观念被认为对保持稳定生育率具有正面意义，“性别中立”理念将关注范围由家庭内部转向劳动力市场，关注内容由女性家庭角色转向男性家庭责任。同时，男性家务劳动时间长、使用育儿假比例高的国家，其生育率也较其他国家更高。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建设并不落后，历来重视两性在劳动参与、政治参与、教育机会等公共领域的平等地位，不足之处在于对两性在家庭责任方面的平等重视不够。如果社会对女性育儿责任的期望远高于男性，将导致女性比男性更难平衡家庭与职业发展的关系，使得女性更易在就业市场受到显性或隐性的歧视。劳动法规如何加强母亲劳动权益保护，仍任重而道远。
三是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边界。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角色定位，一直在摸索中调整。特别是对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改革，要在公共服务配置中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保证基础公共服务的公平共享。当前的改革思路较为明晰，那就是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各自边界，寻找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平衡点。《决定》提出了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这意味着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要坚持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在多层次的差异化服务领域则发挥政府监管和市场配置作用。在此基础上，政府、社会和市场各自角色和定位仍需视政策效果而谨慎拿捏。
四是以“长期均衡”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面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全面转变，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转型既是必要之举，也是必然之路。构建生育支持体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构建系统、长远、全面性、战略性的生育支持体系，实现向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转变，将促进适度生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9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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