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它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看关系而罔顾原则。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拿起来、用起来，必须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立说立行、严格执行，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坚决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反对好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为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好人主义画像：一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寥寥数语，描绘出了好人主义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新形势针对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也刻画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好人主义，辛辣地抨击其为“推拉门”“墙头草”，指出：“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

下大气力解决好人主义，需要认清好人主义种种表现与特点，认清其实质与危害，对症下药，予以坚决防止和反对。

第一，好人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它只讲私情而不讲党性、只看关系而罔顾原则。

针对这种病征，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一“总开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事业为重，敢于担当，面对大是大非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面对歪风邪气要坚决抵制、决不退让，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当老好人。可以说，原则一出场，好人主义自然就没有市场。

坚持原则，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是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最有效的坚强堡垒和坚固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推动形成是非功过分明、团结向上的风气，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坚决反对好人主义。”在这一方面，党的历史上不乏值得学习借鉴的榜样。

　　1941年2月，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女子大学、青年训练班等院校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都留50%作妇运或青运等方面的干部，其余统由中组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当时，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不肯执行中央规定，坚持由他担任校长的女子大学的学生按75%的比例归女大和中央妇委分配。对于陈云来说，王明是老同事，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但对于他的这一要求，陈云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告诉王明：“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最后陈云声明：“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陈云真正做到了毛泽东所要求的“襟怀坦白，忠实，积极”，“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1956年9月，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陈云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评价陈云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说陈云是好人，是因为他坚持了原则，做到了公道，好人主义自然遁逃无形。好人与好人主义，可谓天壤之别，判若云泥。

第二，坚持原则，必然要与不坚持原则的言行发生冲突与对立，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拿起来、用起来，这是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的有效法宝。

事实证明，好人主义盛行的地方，往往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到位的地方，而批评和自我批评缺位，往往就是有问题不愿意揭，掩盖真相，回避矛盾，这必然导致党和人民事业遭受损失。例如，1958年北戴河会议决定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回答说可以；又问鞍山市委书记，回答也说可以；再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接着问太原市委书记，他说可以；随后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纷纷说行。最后征求冶金工业部相关负责人的意见，都表态经过测算保证完成，并主张会议公布这一指标。结果造成了1958年党和国家工作的被动。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有大家都缺少经验的原因，但也难以排除有好人主义在作祟。参加会议的时任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事后反思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唬弄毛主席”，“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在当时的氛围下，大家向毛泽东“放礼炮”“抬轿子”“吹喇叭”，让毛泽东误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有群众基础，但实际上与事实正好相反，结果造成决策失误。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就此指出：“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决定问题时，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更有甚者有的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这一批评，一针见血指出了好人主义的危害，发人深省。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与会者“白天出气”，最终达到“大家满意”。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党内民主风气为之一新，推动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顺利进行。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证明，坚持不懈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对于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极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一些干部当‘老好人’，不愿得罪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讲原则讲人情，不讲党性讲关系，甚至批评也变成了变相的表扬。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事业的需要，是对干部的爱护，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批评的目的是促使当事人改正缺点和错误，其他同志引以为戒。如果批评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我们的事业还怎么进行？”他还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坚持党性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有力武器。都不敢批评，都不愿自我批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矛盾就会越拖越深，最后病入膏肓就成了不治之症。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把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

第三，“把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应充分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等一系列制度中，增强其可操作性，成为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的“硬约束”。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即提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是尊，更不要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甚而出现拉票、贿选等不良风气。他还明确指出：“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这些分析和批评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辽宁拉票贿选案等一系列重大案件，无一不反映出一些党组织对干部教育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甚至放任自流，部分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奉行好人主义，不敢担当，明哲保身，忘记了职责，违背了法纪，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整治不力、查处不严，甚至捂着盖着、哄着护着，使政治生态不断恶化、累积问题集中爆发。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必须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功夫，立说立行、严格执行，开展经常性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人和事。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该曝光的曝光，该通报的通报，该惩处的惩处，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究，对好人主义敢于亮剑，让好人主义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