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贫困县退出的第三方专项评估检查中，评估组“抓”到一个疑似漏评户，给县里反馈后，县长亲自到现场核查。因证据确凿，县长当场落泪：“这个我们认了……”

就因为多了一个漏评户，县长竟被逼落泪。

图为脱贫攻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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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前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摘帽”高峰期，几乎就没有出现过评估检查通不过的情况。连第三方评估的专家都说，其实一个地域范围内，大家的基础条件都差不多，每个地方都拼尽全力攻坚，结果能有多大差别呢？这个县在第三方评估中被发现了个别的漏评户，实在影响不了脱贫摘帽的大局。

但县长为什么会落泪？

原来，该县所在市除了规定领导干部在脱贫攻坚任务未完成的情况下，不能调动岗位，市委市政府还专门规定，根据第三方评估的分数对各县脱贫攻坚工作排名，把排名情况作为领导干部提拔的重要依据——比重高达70%！

这也就难怪，县长就因为多了一个漏评户而当场落泪：也许，提拔与否本身不是关键，他真正在意的是，自己和手下一干扶贫干部累死累活，好不容易脱贫摘帽了，竟然还要落得个“差评”！这个委屈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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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这个事，值得说道说道。

作为技术治国的表现，第三方评估及其所运用的一套“科学”、标准的评价体系，的确比传统的政策评估方式来得“客观”一些。贫困县退出采用这个方法本也无可厚非。然而，所有的技术和评价，都有其限度。如果对客观情况不加分析、不加辨别，机械执行，就容易陷入技术迷思，反而助长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种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任性”使用第三方评估结果，扭曲了评估的科学性。

比方说，就抽样调查的原理而言，A县有1个漏评户，B县有2个漏评户，都在误差范围内，最终呈现的分数可能是：A县94分，B县92分，但这并不能反映两个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有何实质区别。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非要搞绩效排名，把一两分的差距当做优劣的判断标准，这就有点机械了。

笔者算是走了不少贫困县，也跟踪调查了很多地方的脱贫攻坚工作。平心而论，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繁重工作很令人感动。为了实现脱贫摘帽，几乎都是拼尽全力。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漏评户而得个“差评”，那就太委屈也太冤枉了些。

还有一种情况是，所谓的第三方评估，仅仅是掩盖上下级关系扭曲的遮羞布而已。客观讲，第三方评估是监督基层工作的手段，目的还是为了促进工作。但合理的监督没问题，故意折腾找茬就毫无道理了。

我们在一些地方调研，上级对下级的不信任，对基层的怀疑，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笔者的一些朋友参与了第三方评估，据他们说，一些省扶贫办作为“委托方”，话里话外都透露出对基层的不信任。这种信息明确传递到第三方，则第三方就会想尽办法“找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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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上下级之间缺乏信任阻碍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部门对第三方评估等治理技术存在较大的误读。

本质上，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的一种。本意就是通过“评估”来代替“监督”。“监督”是为了惩戒，为了落实上级监管部门的意图，对基层具有天然的不信任感。但评估则更为柔性，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总结基层成功经验，二是查找工作漏洞，但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作。需要三方都出于一颗公心，一切从工作实绩出发，坦坦荡荡。

但如果把评估简单等同于“找茬”，那就变成“猫鼠游戏”，变了味。作为“发包方”的省级扶贫办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围绕着脱贫攻坚的“问题”而展开工作。评估方为了赢得“发包方”的欢心，总是想尽办法“抓”问题，找各贫困县的瑕疵。被评估方（贫困县）为了获得好成绩，不仅自身工作要扎实——如事先“演练”，请评估专家来指导，让有关评估团队“预估”一遍，还要想尽各种办法盯紧评估方的各种动作。比如，评估方好不容易访谈到一个自称因家庭原因而辍学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结果第二天乡镇干部就做通了学生及家长的工作，改口说是因为自己是厌学而退学。这样，便成功排除了一个“错退户”。

简单说来，在贫困户退出机制中，那些“第三方评估”等现代治理技术，在提高治理精准度的同时，却也存在着机械化、片面化、唯一化的问题，反而强化检查评估中新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技术霸权”，排斥其他的治理方式。

比如，扶贫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基层干部既要扶贫，又要扶志。然而，第三方评估的内容主要是“三率一度”，“漏评率、错退率、综合贫困发生率”都是客观指标，但“群众满意度”确实一个主观指标。如果说“三率”可以通过加大投入来解决的话，群众满意度却有更为复杂的背景。甚至于，连第三方也很清楚，贫困户里面客观存在“懒汉户”，而这一部分贫困人口恰恰容易依赖政府，也更有可能提出各种无理要求。为了让他们“满意”，扶贫干部大多时候只能选择妥协。导致的结果是，“扶贫先扶志”这一重要的工作方法，反而被忽视了。

二是扩大了“官僚病”，形成了“技术专权”。

带着专业主义的光环，第三方评估的结果被认定为更有权威性、客观性。如果真正遵循绩效评估的原则，倒也还好；然而，它一旦被吸纳进政策监督的轨道，在无形中强化了上级的专断权力。在传统的上下级关系中，下级受到不公待遇，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申诉；但在“技术专权”面前，下级对上级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县长会当场落泪？他面对的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憋屈——能怪谁呢？上级、第三方，还是自己？似乎都怪不上。要怪只能怪运气实在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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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些贫困县为了消解“技术霸权”和“技术专权”所带来的问题，只能选择与掌握技术的“专家”和设置技术权力的上级斗智斗勇。

比如，回避评估。很多贫困县为了防止“独居老人”被评估组注意到，要求五保户进养老院集中供养——无论他们愿意与否。比如，与评估方周旋。尽管评估有明确的纪律，如遵守八项规定，但仍有极大的人情交换空间。一些并不重要的做法，很可能会影响评估结果。

评估纪律要求评估方在评估过程中吃住自己负责，但又规定地方政府要协助后勤保障。一些地方为了“讨好”评估方，会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让评估组入住当地酒店。一旦评估组不讲情面，扣住小问题不放，地方政府就可能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理由。甚至，评估组“态度恶劣”也会成为被申诉的理由。久而久之，评估组也学乖了，所有与地方政府的接触都录音。

脱贫攻坚到了今天，基层能做的基本上都做了，有些难以改变的问题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脱贫攻坚为基层治理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技术治国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然而，我们在运用技术治国的同时，也切不可忽视长久以来形成的一套难以量化，但却行之有效的基层治理规则。在这方面，需要尊重基层治理的逻辑，尤其是要对基层干部给予基本的信任，让制度有点温度。

中央强调，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减负不光是减文山会海，减督查检查，还得减压，减基层干部的精神负担。

我们常说，要分清九个手指头和一个手指头之间的关系，任何工作都有可能百密一疏。看一个地方的干部状态和工作情况，得看主流。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役中，绝大多数地方干部都是积极的，也确实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在战役取得成功之际，他们需要获得更多的承认和肯定。

希望那些为脱贫攻坚事业尽心尽力的基层干部们，多点欢笑，少点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