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形成发展、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
读史明智，把握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统一基础上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
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运动的结果，历史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即客观性。
另一方面，历史运动也是人类主观意识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发展也不乏特殊现象，即主观性。
因此，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既要深入研究普遍规律，也要比较研究偶然事件，通过偶发的历史现象更全面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清末思想家龚自珍有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一语道破读史要旨，即把握“读史”与“识道”的辩证关系。
古人讲“大道”多指治国安邦之道，“识道”也就是通过读史了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法。“读史”由此成为了中国先人治世安民不可或缺的镜鉴。对自身历史的长期重视构成了古来华夏一脉相承的悠久文化。
近代以来，中西问题深深嵌入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古今之变”，使研判解决中国问题的时空坐标与世界历史融为一体。
毛泽东曾提出用“古今中外法”去认识中国问题，形象地说要“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因此，“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现实需求，而且是悠远的历史诉求。
领导干部必须以史为镜，熟知兴替，把握历史规律，明晰当下现实，回望来路，踏上前路。
2
读史鉴今，建立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就是将历史作为基本的认识工具，比较分析历史事件与当下现实的关联性，访古问今，探寻因果，分析彼时昨日事件之果，探寻此时今日现象之因。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众所周知，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就是近代世界历史乃至当今全球格局的大势。
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及其诱发的全球资本运动不仅开辟了世界市场，更将原有民族历史卷入世界历史。
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动开启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比较中西现代化的转型轨迹，不难发现，西方现代化走的是“先发内生型”之路，中国走的却是“后发外生型”之路。
如英法的现代化转型是循着“文化启蒙—制度革命—工业革命”的历史轨迹逐步前进，而中国则循着“技术—制度—文化”的特殊路径反向运动。
对于中国类型的东方国家近代转型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这样描述，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这“三个从属”正是近代以来始终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根本问题。
我们今天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说到底就是要彻底抛弃“从属性”，真正迈出“自主现代化”的步履：工业发展必须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文化建设必须由自卑转向“自信”；制度建构，则更需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3
读史通道，提升战略思维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根本还是为了提升战略思维，学会以全球化的“时空坐标系”来判断特定时期的中国发展及趋势。
当年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就是要求将事物置于时空坐标系中加以观察。通常“古今比较”是时间向量，“中外比较”是空间向量，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因为“古今”相融，“中外”交织，而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正在于此。
正因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从属性与复杂性，所谓的“道路问题”也就尤为艰难曲折。
近现代中国历史表明，走向“马列道路”是“笃信西方”失败后的选择，而又是在坚持文本上的“马列道路”遭遇挫折后，终于走上了现实中正确的“中国道路”。
读史寻正路，明史通大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领路人”的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中国“道路问题”之“大道”。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波诡云谲。
客观而言，这是中国几十年高速发展必然会面临的转型难题，世界各国无不如此；主观来看，关键在于防微杜渐，主动化解，自我革命。
这都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坚守“大道”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
因此，“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是新时代读懂中国问题的必然选择。
只有以尽可能宽广的历史视野认识中国现实，才能理解中国问题的深层诱因，才能找到整体战略的应对方法，才能更加客观地研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处的时代方位和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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