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在经过了近50年默默无闻、差点被湮灭的时候，历史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真实版的“潜伏”经历。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简称“边保”）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
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程度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作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其逝世后，仍不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后来因为机缘所致，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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