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有一个深藏的“秘密”鲜为人知。这个“秘密”犹如成功的密码,能揭示“智者胜出”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规律,亟待破译。这个“秘密”也是他的一门“童子功”。
童子功是武术的专用词汇,是指从童年习武练就的功夫,这种功夫一旦练成就十分了得。但任何一门技能,只要从小习练,都能达到“童子功”的境界。
毛泽东第一次披露他的这门“童子功”,是1936年在延安窑洞前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口述说的,《西行漫记》里做了详细的记录:“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泽东的“童子功”就是记账功夫。他从9岁上学“刚识几个字”就开始记账,一直记到17岁走出韶山冲,历时8年之久,时长等于上两次大学;而且是要边学习边实践,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跟孩童习练武术一样,也属于典型的“童子功”。
在我国传统的孩童启蒙教育中,算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条支脉;民间的算术就是打算盘和记账。算盘训练谋生技能,毛顺生训练“刚识几个字”的毛泽东打算盘、记账,是按照他的“成功”标准培养毛泽东。
1936年,距离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已有26年,历经生活颠簸、战火洗礼和万里长征的毛泽东依然准确无误地“晒出”自己家当年账本上的数据,也足见“童子功”的厉害,他清晰地告诉斯诺:“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没有成年累月的记账经历,没有把账簿“刻”在脑子里,时隔烽火连天的26年,是很难摆出这些准确的数据的。
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编著的《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有多处提及毛泽东记账的“童子功”。比如“母亲走了过来。她笑道:润之,好好读书识字,将来爸爸算账也就有帮手了。”这个“场景”道出了父母送毛泽东上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来“帮爸爸记账”。又如“毛泽东在15岁以前的生活,是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同时,他还替父亲管理账务。”再如毛顺生为了让孩子们尽快成为好帮手,还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家庭会计的记账理论、技能和经营本领,“他(毛顺生)还亲自教孩子们记账,训练他们双手打算盘的本领,告诉他们如何经商,使他们个个都成为精打细算的好角色。”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阔别故乡韶山32年后,重新走进他的家门,在横屋里,他指了指小阁楼:“我小时候白天劳动,晚上就在那里看书或记账。”
这些史料证实了少年毛泽东所学的第一门实用知识是记账知识,尽管他所记录的账册是家庭账簿,属于民间会计,但民间会计跟政府会计一样,是会计发展的两大支脉之一;民间会计跟政府会计相比,也具有既记账又记事的特点,且没有假账,最容易训练“一是一二是二”的不容置疑的职业气质。
毛泽东给父亲记账一直记到1910年,那年秋天他在账本上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句后,就离开韶山投入到求学和革命斗争之中。在他远行的背囊里,除了求学报国的理想,还背负着“筑底”的实用记账知识,以及由此塑造的“用实践数据反映实践并指导实践”的会计思想;也正是这种实用知识和思想,成为他了解中国社会的最初“抓手”。他独创的“调查研究”这个法宝,就跟“反映实践”的会计思想有关;他早期调查报告中频繁使用的“利润”、“清算”、“分红”、“扩股和转股”等会计专业术语,就是会计思想运用到革命实践的一个例证。
毛泽东的“童子功”在生活困难时期也发挥过作用。据贺清华《回忆毛主席在延安》一文记载,延安时期,为了管理好每月三元的标准伙食,毛泽东就让他的炊事员老周(周少林)每天记账,并传授老周专业的记账知识:“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从这段教授老周结账的文字可以看出毛泽东深厚的记账功夫,以及利用会计知识节约伙食费的智慧。
解放后,毛泽东开始领取工资,又自然而然地使用“童子功”来管理家庭收支,只是记账人换成了生活管理员。据他晚年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的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这些家庭账簿从建国初期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涵盖他的中晚年,现在陈列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里。
可以说,毛泽东的人生“从头到尾”都没有离开过记账,他一直在用“童子功”积淀的会计知识管理自己的生活,也呕心沥血地管理着国家。他的管理实践证明:真实的数据,往往都会带来正确的结果;而虚假的数据,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