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而且是前无古人、无与伦比、超然卓绝的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气势磅薄、魅力无限，具有极强的感召力、感染力、吸引力，让人心悦诚服。

以笔者之见，纵观毛泽东语言风格，主要有十大特点：

一是讲新鲜话“与时偕行，富有新意” 。

毛泽东爱讲新鲜话，很少重复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他的文体笔法从无固定模式，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雷同的篇章结构和文字。许多文章的标题就很独特，如《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等都新鲜动人。

许多文章的开头十分新颖，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宗明义：“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调查工作》先发问：“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里所固有的吗？”有的文章的结尾使人拍案叫绝，如《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最后说：“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再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评战犯求和》的结束语是：“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会相信他了。”

二是讲精炼话“字斟句酌，千锤百炼”。

毛泽东发对读者极端的负责任，在编辑出版《毛选》时，本来已经是成品，他还在三番五次增删修改，一个典故、一个标点也不放过。对诗词，他更是字斟句酌，一改再改，千锤百炼。

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到韶山》一诗，虚心向有“荆楚才子”之称的梅白征求意见。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白的意见。诗的最后一句原为“要使人民百万年”，梅白又提出不妥，说这句有口号之嫌。于是毛泽东就将这句改为了“遍地英雄下夕烟”。

1951年，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原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对毛泽 东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否则仗就打不好。”他认为“支援”的说法不妥。周恩来也同意黄炎培的看法：“叫支援军？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听了，抓起铅笔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黄元培频频点头：“师出有名，战无不胜！”

三是讲雄辩话“机警睿智，能言善辩”。

毛泽东学识渊博，成竹在胸，举重若轻，“乱云飞渡仍从容”，“每临大事有静气”，不卑不亢，睿智机警，具有很强的辩才。

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应《大公报》邀请，和周恩来等来报社做客。席间，大公报社负责人重提所谓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回答说：“如果蒋委员长是大锅饭让大家吃，共产党决不另起炉灶。如果他不给大家吃大锅饭，饿了两天还可以，饿到第三天，非另起炉灶不行。” 

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对文艺界人士作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人问毛泽东：“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借蒋介石和自己的姓氏幽默作答：“国共两党的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爽朗而豪迈的笑声。“那你的毛——”不等问者说完，毛泽东就说：“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 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易如反掌。”毛泽东的这番回答，不卑不亢，柔中带刚，充满着必胜信念。　

四是讲自己话“独辟蹊径，别开生面。”

斯大林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

毛泽东凡事善于独立思考，与列宁有着相同的政治品格，他把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1928年10月5日，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1939年12月 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五是讲百姓话“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毛泽东讲话深入浅出，善于运用大众化语言说明深刻道理。井冈山时期，他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形象地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 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毛泽东的一番话，澄清了部分同志的错误思想，提高了大家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认识。

延安时期，毛泽东常常到抗大讲哲学，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他就把枯燥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浅出，解疑释惑，形象生动。在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他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讲《实践论》时，他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让学员茅塞顿开。

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六是讲风趣话“幽默含蓄，意味深长”。

毛泽东是一个幽默大师。他不喜欢板起面孔说话、写作，他总能赋予语言以生动诙谐之趣。转战陕北期间，有一天夜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住进田次湾。这个村子很小，部队住得很拥挤。毛泽东与十几个同志挤入一座窑洞里睡觉，房东大嫂看到拥挤的情况，一再不安地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毛泽东按着大嫂说话的节律说：“我们部队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毛泽东随口应答，不事雕琢，竟成妙趣：不仅使人感受到融融的军民鱼水之情，还让人感受到他语言艺术的神奇魅力。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谈到辩证法时，毛泽东讲：“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七是引经典话“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毛泽东笃志嗜学、垂老不倦、博古通今，且学以致用、借古鉴今、提炼引申、推陈出新，善用古语说明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他大量引用了经、史、子、集作品，各种名言佳句随手拈来，运用自如，令人惊叹不已。

在《矛盾论》中，为了说明“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引用了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唐人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嫌不够，又讲《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前两次为什么失败，第三次因为从调查研究入手，查清了盘陀路，分化了李家庄、扈家庄同祝家庄的联盟，主客观相一致，结果胜利了。

1962年冬，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中央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他带头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并针对当时党内不民主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讲了项羽因为听不得不同意见，结果“霸王别姬”，乌江自刎，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博采众长，最后得了天下。讲完故事，他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我们如果不改正，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泽东对这段历史娓娓道来，生动感人，引起与会者的阵阵笑声。

八是讲管用话“有的放矢，言之有物”。

有的放矢、言之有物是毛泽东文风的突出特点，他从不说泛泛而谈的空话，可有可无的废话。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内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为了说服同志们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摒弃“城市中心论”的苏联模式，接连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多篇文章，逐渐排除了同志们心中的疑云，坚定了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 地的信心。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南京解放后，如何向全国进军，如何接管大城市，如何恢复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如何同外国人打交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在西柏坡普通农舍里，他夜以继日的起草《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明晰的回答。这个讲话事实上成了进城后的建国纲领，拉开了建设新中国的序幕，可以说这篇讲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九是讲给力话“气度恢宏，激情洋溢”。

毛泽东讲话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凝聚力。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结尾在展望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时这样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十是讲心里话“真诚朴素，感情真挚”。

毛泽东平易近人，日常谈话总是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又是毛泽东1914年入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的老师。1915年由于毛泽东发起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校长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为首的17名“闹事”学生。王季范联络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同时对张干施加压力，才迫使张收回成命。这之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多次被反动军警追捕，都是多亏王季范救援掩护才得以度过难关。

1951年春节，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所，握着一位老人的手，向家人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人恩惠，涌泉相报，一声“九哥”，真情无限。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当今世界，因毛泽东语言艺术而丰富多彩。可以说，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最高典范，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和现代的语言运作的最高成就，熔铸了古今汉语的精华，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毛泽东是举世尊敬、雄绝千古的语言大师，其不朽的著述和言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然而，不管毛泽东的语言世界多么复杂幽深，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语言艺术植根于他的伟大人格、伟大个性，语言是他人格和个性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