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2018年1月，我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8个方面16个风险，其中特别讲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1918年大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其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前所未有。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统筹全局、果断决策，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上下同心、全力以赴，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用1个多月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展现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广大专家学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专业优势，在分析疫情形势、完善防控策略、指导医疗救治、加快科研攻关、修订法律法规、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献计献策，为疫情防控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疫情发生后，我多次提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今天，邀请各位专家学者开这个座谈会，是要就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增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

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我在2016年8月举行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说过：“如果疾病控制不力、传染病流行，不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会受到重大影响，而且社会会付出沉重代价。”在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传染病始终是重大威胁。一部人类文明史可以说是人类同瘟疫斗争的历史。天花、鼠疫、出血热等重大疾病都造成了骇人听闻的致死人数和巨大的破坏。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跨境流动频繁，病原体快速扩散到全球的条件不断发展，新发传染病平均每年出现1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以冠状病毒为例，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过3次大的流行：2003年的非典、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9年的新冠肺炎。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感染范围、防控难度都远远超过前两次。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突发急性传染病往往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社会危害大，是重大的生物安全问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把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基本职责，成功防范和应对了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主要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的要求，将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及时稳妥处置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强调预防为主，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稳步发展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表明，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以及重大疫情防控与应急管理体系，总体上是有效的，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这里面，有些是体制机制问题，有些是政策落实问题，有些是发展中的问题。只有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才能切实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结合大家意见和建议，我再进一步谈几个问题。

第一，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从这次疫情防控斗争看，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特大疫情面前，暴露出能力不强、机制不活、动力不足、防治结合不紧密等问题。这些也是老问题，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方向是立足更精准更有效地防，在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功能定位、提升专业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

要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改善疾病预防控制基础条件，完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优化完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健全以国家、省、市、县四级疾控中心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军民融合、防治结合的疾控体系，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要加强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能力建设，强化其技术、能力、人才储备，发挥领头雁作用。要健全疾控机构和城乡社区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职责，夯实联防联控的基层基础。要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建立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机制。要加强疾控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适应现代化疾控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稳定基层疾控队伍。要建设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着力培养能解决病原学鉴定、疫情形势研判和传播规律研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实际问题的人才。

第二，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国家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疾控机构硬件条件得到较大改善。

要把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当务之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四早”的关键是“早发现”。要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改进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监测机制，提高评估监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提高实时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要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提升传染病检测能力。要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发挥基层哨点作用，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案体系，分级分类组建卫生应急队伍，覆盖形势研判、流行病学调查、医疗救治、实验室检测、社区指导、物资调配等领域。要强化基层卫生人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提升先期处置能力。要深入开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提高人民群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知水平和预防自救互救能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健全和优化平战结合、跨部门跨区域、上下联动的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

第三，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这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医疗服务体系建设、20年来重点专科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10年来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前所未有调集全国资源开展大规模救治，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出生不久的婴儿到10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弃，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这次驰援湖北的346支医疗队、4.2万余名医务人员，绝大部分来自公立医院。实践证明，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的救治体系是应对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医院传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提升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把我国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和能力提升到新水平。

要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要立足平战结合、补齐短板，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要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边境口岸城市、县级医院和中医院为重点，完善城乡三级医疗服务网络。要加强国家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要加强重大疫情救治相关学科建设，特别是急需的重症医学、呼吸、麻醉等专业学科建设。要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措施，吸引更多高水平医务人员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

第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

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推进卫生城镇创建。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树立良好饮食风尚。要推广出门佩戴口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看病网上预约等文明健康生活习惯。要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加快建设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密集特点的公共卫生体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爱国卫生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部门设置、职能调整、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予以保障，探索更加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

第五，发挥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并在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热论》等经典著作。这次临床筛选出的“三药三方”，就是在古典医籍的经方基础上化裁而来的。

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要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要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要深入研究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第六，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2003年战胜非典以来，国家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陆续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配套预案，为疫情处置工作提供了法律遵循，但也存在法律规定内容不统一、不衔接的情况。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等法律制定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控执法机制，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措施，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和部门、行政机关和专业机构的职责。要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依法行动、依法行事。

第七，发挥科技在重大疫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我一直强调，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这次疫情初期，我国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开展病因学调查和病原鉴定等，用8天时间在世界上首先判明“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用16天时间完成诊断试剂盒的优化，具备了较大规模筛查疑似病例的能力；并且迅速筛选了一批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案，多条技术路线的疫苗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是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快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加大重大疫病防治经费投入，加快补齐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板。当前，我们一定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力争率先研发成功新冠肺炎疫苗，争取战略主动。要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队伍，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第八，加强国际卫生交流合作。这次疫情发生以来，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动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要牢牢把握斗争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第七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我在视频讲话中阐释了中国抗疫理念和主张，宣布了5项举措，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大会最终达成的决议符合我方立场主张，也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我们要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全面深入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指南的制定，分享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工作已经转入常态化，但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任务仍然不可放松。希望各位专家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前瞻性谋划和规律性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为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早日夺取抗击疫情斗争全面胜利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求是》2020/18  2020-09-15

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在这次抗疫斗争中14亿中国人民铸就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强调只要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好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家园，筑牢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一往无前的思想基础。

人心齐，泰山移。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之力，构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全国人民把个人冷暖、集体荣辱、国家安危融为一体，展现了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友爱情怀，充分彰显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充分印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舍小家为大家、先国家后个人，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把中华儿女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抵御地震、洪水、泥石流、雨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到抗击天花、血吸虫病、疟疾、非典等重大疫情，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就在于有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有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民族文化传承。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引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是驱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奋勇前行的强劲引擎。

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巩固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思想基础。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从抗疫斗争伟大实践中汲取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融入各项事业中去，中华民族一定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书写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2 版）

舍生忘死，敢于压倒一切困难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④

“风也有，雨也有，风雨无阻，向前走。”不久前，记录波澜壮阔抗疫斗争的大型纪录片《同心战“疫”》播出，主题曲《风雨无阻》唱出了中国人民面对汹涌疫情时不惧风雨、不畏险阻的精神气概，舍生忘死、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从“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战书，到“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到哪里去”的宣誓词，从写下“如有不幸，捐献我的遗体研究攻克病毒”的95后护士，到率先进入污染区、坚持“和患者战斗在一起”的“50后党员先锋队”……面对疫情，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举，书写下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

今天的中国，校园书声琅琅，街道车流如织，工厂机器轰鸣，乡村谷米满仓。这样岁月静好的生活，背后凝结着多少舍生忘死的冲锋，多少不计得失的坚守，多少默默无闻的奉献，多少壮怀激烈的牺牲！“等我好起来，大家再一起工作”，在抗疫战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的生命定格在51岁；留给妻子最后一句话，内蒙古自治区突泉县公安局育文派出所民警何建华倒在了疫情防控第一线……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有数百名逆行者、坚守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他们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这种舍生忘死的牺牲，显现着无私付出、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成为14亿人民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敬仰敬佩的精神脊梁。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从为国为民牺牲的抗疫先锋，到千千万万为抗疫操心出力的普通百姓，正是无数人以平凡的坚守，投身不平凡的战斗，我们才能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交出令世人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工人无法返岗的情况下，苏州的袁传伟一个人扛起一整条生产线，不分日夜坚持了16天，终于完成来自武汉的200套消毒设备订单；面对交通停运无法返岗的难题，24岁的女医生甘如意骑行4天3夜辗转300多公里，终于返回武汉战疫一线……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疫情无情人有情”的人间大爱，更看到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从来都不是因为有救世主，而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挺身而出、慷慨前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回望过去，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历经苦和难的磨砺，中华文化熔铸了最坚韧的精神气质，中国人民形成了顽强不屈的民族品格。此次病毒突袭，无数人或向险而行，或默默坚守，生死较量不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所具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但只要我们发扬这种舍生忘死、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充分激发广大人民顽强不屈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就一定能无往而不胜，从胜利走向胜利。

抗疫烈士彭银华的妻子钟欣，受邀参加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当听到抗疫勇士中“有永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时，钟欣的眼泪夺眶而出。钟欣说，等女儿长大了，要把英雄爸爸的事迹讲给她听，要把这场战疫中的精神与力量传递下去。伟大抗疫精神，不仅要在英雄的儿女身上传递，更应激荡在每个人心间，激励每个人百折不挠拼搏、顽强不屈奋斗，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本报评论部；《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5 版）

耕好节粮减损的“无形良田”

——一粒中国大米的故事④

耕好节粮减损的“无形良田”，潜力巨大。珍惜粮食，除了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样重要。从开镰收割算起，一粒粮食要经过田间到仓库、车间到餐桌等程序，忽视任何一个环节的节约工作，都会造成浪费。比如，一些粮食因贮藏条件不达标而发霉生虫；运输阶段，不少地方粮食从收购到加工需要反复打包拆包，易造成抛洒遗漏；烘干设备能解决晾晒难、二次污染问题，但我国粮食烘干机械化率不足10%，粮食由于水分控制不当易产生霉变。有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等环节中，每年损失量达700亿斤。

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和消费各环节的节粮减损，把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承担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职责任务落到实处。节粮减损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多环节、全链条，需要“产购储加销”协同发力打牢基础。储粮环节，正确使用科学储粮装具，粮食损失可降低至2%以下；着力实现粮食流通科学配送，例如山东近年积极推进粮食散装散存，使粮食运输损耗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建立健全粮油适度加工标准体系，走出过精、过细、过白的消费误区，防止过度加工造成损失。

构建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必须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探索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时，要突出在维护粮食安全方面的主体责任，全面加强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能力建设。目前，我国已建设完成3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供代储代烘代加工等服务，帮助农户节粮增收，被亲切地称为“粮食银行”。另一方面，发挥好“新农人”的带动作用。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多采用现代农业设备，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集中收割等方式，带动小农户融入粮食高效集约供应链。“一条龙”的产后服务，既减少浪费，又带动提质增效，解决了小农户“丰收后的烦恼”。

耕好节粮减损的“无形良田”，实现“颗粒归仓”，还要实现粮食的精深加工。在研发科学仓储、推广适度加工的同时，通过科技创新挖掘米糠、大米蛋白等粮食综合利用潜力，可以为提高粮食利用效率开辟新路径。只有盯紧薄弱环节发力、挖掘潜力提高身价，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才能把“无形良田”耕作好，让更多种粮农民尝到节粮减损带来的甜头。

常 钦；《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5 版）

提升思维能力，决战脱贫攻坚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维方法关乎工作成效。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我们不仅要有铆足干劲的拼搏精神，更要在具体工作中运用好科学的思维方法，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战略思维要求我们用全局的眼光认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要将其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中，对照全面小康的综合指标，从“两不愁三保障”入手，统筹农村改革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生态文明、乡村治理等工作。

历史思维要求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一方面，要从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中汲取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在确保如期全面脱贫的同时，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其中关键是针对主要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

辩证思维要求我们用矛盾分析法把握问题。注重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特别是要处理好“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志扶智、外界帮扶与自主发展等的关系，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在产业发展上，要把握短期见效快和长期稳增收的关系，做到长中短期项目结合。在人才力量上，既要充分发挥帮扶队伍的作用，也要注重对农村人才的培养，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

创新思维要求我们用求新的办法解决问题。脱贫攻坚有不少难题要解、“硬骨头”要啃、新挑战要克服。对此，要努力想新办法、找新出路、创造新经验、开创新局面。以海南为例，海南以“农旅融合”创新推动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地谋求热带农旅相互促进的特色发展，拓展出科技化、品牌化发展的特色路径。事实证明，提升创新思维有助于以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法治思维要求我们用法治的方式应对问题。慎终如始地用好法治思维，是做好精准扶贫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是扶贫项目安排、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还是易地搬迁、纠纷调解、乡村治理等，都需要进一步提高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使扶贫工作始终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底线思维要求我们用严密的措施预防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刚性要求，必须多措并举巩固好已有成果。脱贫攻坚战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懈怠，要坚持真抓实干，严格对照国家标准，逐人逐户对账、精准销号，坚决杜绝“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科学思维，是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内在要求。从纷繁芜杂的具体问题中把握规律、突破难点，我们就一定能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兑现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作者陈潇单位：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5 版）

社会治理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从主体、路径、目标三个维度体现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要素构成，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理念科学化、结构合理化、方式精细化，彰显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能否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回答好“共建”何以达成、“共治”怎样有效、“共享”如何实现三个方面的问题。

“共建”回答社会治理依靠谁的问题，即社会治理不只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而且是社会各方的责任。实现“共建”，需要明确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要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明确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职责，健全政府负责社会治理的责任体制，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坚决破除妨碍社会治理顺利推进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政社互动、政企互动、政民互动的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共治”回答社会治理怎么开展的问题，即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共治”，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破除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提升政府主导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调动群众参与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预警与应对等方面的积极性。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提高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和能力。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办事，同时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教化作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快促进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构建精细化服务感知、精准化风险识别、网络状行动协作的智慧治理平台。

“共享”回答社会治理为了谁的问题，即通过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同享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共享”，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探索将党的群众路线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动能，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健全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姜晓萍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9 版）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制定了一系列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如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森林法、草原法等；出台了多部相关行政法规，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同时，我国在制定有关生物安全管理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上取得较大进展，不断建立健全生物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等各环节的行政管理体系。但也要看到，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系统规划，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当前，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加强生物安全立法。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用法律保卫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特别是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从生物安全立法方面深入思考如何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强生物安全立法，需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使立法既体现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

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随着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相关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

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需要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读，新闻媒体要深入宣传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加强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生物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加强生物安全国际合作。要公平、公正、平等分享因开发生物资源所产生的科学上、经济上的权益，促进国际生物安全交流与合作，推动各国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研究应对策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郭兆晖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9 版）

深刻认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内在联系

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论断新部署。这要求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加注重各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推进，更加注重每项基本经济制度中两个方面的彼此协调和相互促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过长期艰辛探索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之后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新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后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追求公有制越纯、比重越高越好，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经济改革从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三个方面逐步展开，并在理论上不断深化认识。

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当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在经济体制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首次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都重申并强调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内涵的又一次新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可见，我们党对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内涵及其内在联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在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党中央决策推动和基层群众创造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伟大创造的意义在于：党领导人民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本原理，积极主动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生产关系各部分各环节的完善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如此相互促进、循环反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雄辩地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能够持续调整完善，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实现更大发展，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论断新部署。这要求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加注重各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推进，更加注重每项基本经济制度中两个方面的彼此协调和相互促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全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这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保障金融、能源、粮食等安全，对于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抗击重大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内外贸易、科技创新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举足轻重。实践证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我国经济具有独特优势。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变革和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发挥这种独特优势更加具有战略意义。近几年我国互联网应用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在航天、高铁、核能、5G移动通信、量子卫星、无人驾驶等高新技术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就是一批优秀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发挥优势共同推动的。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不断发展进步，同时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偏低、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发展后劲较弱、大而不强等问题。这就需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全面贯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生产资料分配决定生产成果分配，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分配方式必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国家可以依法运用各类国有资产服务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使劳动者占主体的全国人民从中直接受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需要管好用好各类国有资产，提高其运营或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增加国有资产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基金份额。需要以促进效率和公平相统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的分配关系，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防止两极分化。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正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劳动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和产品、服务中新价值的创造者。劳动作为首要的生产要素，理所应当按贡献决定报酬，这在我国就是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需要处理好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劳动者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实现劳资两利。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物质财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国有资本及土地、集体资本及土地、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等按贡献决定报酬，有利于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增加可分配的财富。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落实这几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对于促进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对创造物质财富、国民收入的贡献，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和评价。因此，健全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必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防止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对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分配不合理。同时，政府要合理调节各类生产要素及各行业各地区的分配关系。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发展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优越性，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力保障。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这两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前提和基础，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来实现。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短板和不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以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和扩大内需潜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护和激发投资者、企业家、创新者、劳动者和全社会投资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纠正资源错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的关键。我国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定价，但要素价格市场化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以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目标，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重点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领域的制度和规则。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大调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破除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林兆木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0年09月16日   第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