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百年历程中，新闻事业是极为重要、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从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到联系组织发动群众，从弘扬主流价值观念到立体传播中国形象，经过百年探索，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逐步建立了切合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我们要立足百年经验成就，历史性地看待、把握和解释党的百年新闻实践，深刻理解和清晰阐释中国新闻事业的制度特征和优势所在，并从中汲取着眼未来长远发展的理论自信。

1.在发展新闻事业中坚守人民立场。

“政治家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项基本原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都将其作为指导新闻实践的核心理念。恩格斯曾提出党报必须由“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来办，毛泽东同志强调“政治家办报”，邓小平同志强调党报要成为“思想中心”，江泽民同志强调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胡锦涛同志强调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媒姓党”“人民至上”“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些一脉相承的新闻理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深化。

历史地看，新闻媒体的政党属性起源于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各政治党派的媒体成为宣传自己主张的喉舌和攻讦敌对派别的利器。西方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后，尽管以所谓“客观”“公正”“平衡”的报道吸引公众注意力，但党派属性作为其内在的基本性质并未真正弱化。在西方媒体市场化不断升级以攫取更多商业利润的背后，各大政党操控媒体以维护其党派利益的做法更是无处不在。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有着根本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立足中国百年政党实践，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闻实践中的人民立场。

在对宣传思想战线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指出“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强调“在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上继续探索，在向基层拓展、向楼宇延伸、向群众靠近上继续下功夫，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和信息服务”。在新闻实践中坚守人民立场，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群体的根本利益，这一理念和实践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办报”传统和原则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延续，更是基于百年政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发展。做好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实践和理论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着眼人民群众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过程中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创新。

2.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组织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立足中国历史不同阶段实际需求，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新闻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具体新闻实践相结合，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在党领导的百年新闻实践中，创办机关报刊是一项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这一经验和传统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办报实践。马克思在恩格斯协助下创办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中央机关报《新莱茵报》，并亲自担任总编辑。列宁在德国莱比锡创办了《火星报》，在宣传党的纲领路线、为建党奠定思想基础的同时，还通过代办员网同各地方组织建立密切联系，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宁指出：报纸可以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于各个建筑工人之间进行联络，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的总成绩。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纸的作用，很早就创立并不断发展自己的机关报系统。党成立后，《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机关报相继出版。在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中，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以及延安的《解放日报》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宣传工具，更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不断发展壮大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媒体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协调的组织性功能，建立起与中国政治制度和行政体系相适应的主流媒体阵地，在坚持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利益、应对重大灾难等方面显示了强大优势。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升级，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我国主流媒体经过深度融合发展，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社会、聚合全功能、惠及全用户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不仅成为引导群众的舆论阵地、社情民意的沟通渠道，更成为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服务群众的聚合平台。新时代主流媒体的功能定位早已超出传统新闻传播范畴，成为加强社会连接、动员公众参与、协同多元主体、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经典理论并没有因为媒介技术的迭代而黯然失色，相反，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升级，新闻媒体的社会组织功能进一步增强。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新时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要在继承中创新，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新闻实践结合，逐步构建有现实解释力的新闻概念与逻辑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学派”。

3.结合实际国情开展制度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经过百年探索，党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领导中国新闻事业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中国国情的媒体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创办报刊，还开始大力发展广播。改革开放后，随着电视的普及，“四级办电视”成为中国进入电子媒体传播时代之后的基本制度格局。在媒体融合发展的今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这一制度架构，是在延续发展以往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确立的。

我国这种四级办媒体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商业媒体和公共媒体的二元制度架构。在西方商业媒体制度下，媒体主要按照市场结构区分为全国媒体与本地媒体，介于全国与城市之间的州级行政区域并不存在对应的区域传播媒体。而中国省级区域性传播十分重要而活跃，很多历史性传播活动、现象级传播内容都由这一级媒体创造。同时，在市场化冲击下，西方公共媒体举步维艰、日渐式微，相比较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大发展，正是国有媒体通过灵活的制度探索和调整而实现的。

在此背景下，中国媒体的制度实践早已超越了西方媒体的理论框架。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新闻实践进行合理解释，就必须结合中国制度和文化背景，在比较鉴别中读懂中国经验，并将这一经验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从本土性上升为国际性，进而总结升华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与其他国家的媒介理论开展对话，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进程中不断增强理论自信。

来源：《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