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4月23日，第四届“国家发展青年论坛”在北大国发院承泽园开幕，论坛为期两天，由北大国发院研究生会、学生会主办，CCER Club协办，国发院校友基金支持。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作为北大国发院的创始人、名誉院长，我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国家发展青年论坛。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一方面是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另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国内外肆虐。

今天我想谈一谈，这样的时代对在座的各位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应该如何来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我想，这些也是许多青年朋友正在思考的问题。

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我们中国青年人的优秀历史传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一个具有世界鼎盛文明的国家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国家，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我是鸦片战争以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们是第七代知识分子。

七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推动了洋务运动。受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屈辱，为了民族的复兴，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发起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中国以儒学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应该保留，同时加强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先进技术，主张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改变现状。

第二代知识分子进行了维新变法和共和革命。洋务运动后，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这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远远不够，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同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日本，其明治维新比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晚了好几年,但日本因为进行了制度变革而率先迈入现代化，并且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因此，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为代表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提倡制度改良，推行君主立宪制，希望通过对体制变法让中国由弱转强。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份子，认为中国仅仅实行君主立宪制还不够，还应当以美国为榜样，实行更先进的共和宪政，建立民主共和国。

第三代知识分子发起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并成为战胜国，最后却受到战败国的待遇。中国原本以为战后可以收回之前丧失的各种权利，特别是要从战败国德国手上收回青岛的租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认为仅有西方先进的枪炮和制度也不行，中国人还需要具有现代化的精神，于是他们推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

中国的第四代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以后入学，毕业后献身于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代。第五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入学，毕业后参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六代知识分子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入学，毕业后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30年为一代，2008年以来进入大学的青年一代就是第七代知识分子。

第七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

今天来参加国家发展青年论坛的朋友们，你们就属于鸦片战争后的第七代知识分子。和前面的六代相比，我认为你们是最幸运的一代。

据史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总量的1/3。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急剧下滑，1949年时的GDP只占全世界总量的4.2%。国家越来越穷困，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就越来越低，前四代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复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然而始终面对的是国势日衰的悲惨命运。

相比前四代知识分子，第五代相对幸运。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五代知识分子赶上了和平年代，开始积极投入新中国建设。他们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上世纪60年代成功试爆了原子弹，70年代将人造卫星送上天，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国防基础，让中国有独立自主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条件。只是当时的中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上还是积贫积弱，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仅为4.9%，只比1949年提高0.7个百分点；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三，比公认的世界最贫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的1/3还低。当时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这是第五代知识分子身处的时代。

相比前五代，我们第六代知识分子是更幸运的一代。改革开放后，中国连续40多年保持年均9%的经济增速，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过去40多年，中国有8亿多人摆脱贫困，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毫无疑问，当下是中国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因此，我们作为第六代知识分子是幸运的。

但是和你们相比，我们成长的年代还是物资匮乏的年代，过的是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我们成长的年代还是仰视发达国家的年代，很多国家的发达程度让我们觉得高不可攀。

相比于前六代，你们作为第七代知识分子是最幸运的一代。你们出生于90后、00后，成长于欣欣向荣的和平年代，可谓是“含着金钥匙”长大。在你们毕业之前，将见证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一历史时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人均GDP12,695美元，中国2021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0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标准只差1.8个百分点。我们只要努力一下，快则今年、明年，慢则后年，中国一定可以迈过这道门槛。

迈过这道门槛，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6%，当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后，这一数字将由16%变成34%，即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数量将比现在增加一倍多。

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后，正年富力强时，将在2049年迎来建国100周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

当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会是怎样的发展状况？我想，届时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会达到美国的一半，相当于韩国在2002年时相比美国的水平。当我们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由于我们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所以我们的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两倍。在我国比较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与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共有4亿多人口，与美国人口数量相当，这些地区的人均GDP与美国将处在同一水平，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产业技术与美国也达到同一水平。美国是世界上先进国家的代表，当我国这些地区与美国的经济体量、科技水平和产业水平相当时，这些地区也就成为了与美国一样发达的地区。当然，到那时国内不同地区还存在差距。我国中西部地区还有10亿人口，还有充分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空间，有机会使经济取得比美国更快速的增长。

这是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身处的大时代。

第七代知识分子的机遇

这样的大时代对在座的各位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学经济的，我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邀请了全国十多位经济学家发表祝贺文章。非常荣幸，我也是受邀人之一。我当时在“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这篇祝贺文章中做了一个论断：我国的经济学人只要以规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21世纪的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21世纪将会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当我提出上述论断时，很多人表示质疑。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大国发院的前身）才刚刚创办一年，国内受过完整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年轻一代经济学人主要就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六位创始老师，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萌芽阶段。而且，在全世界有影响力的华裔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位。

我提出上述论断，主要源于对经济学理论本质的认识。回顾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开始，经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现在，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这两段时期，其它国家的经济学大师凤毛麟角。

为何经济学大师产生的国家会有上述的时空相对集中性？这是由经济学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和任何其他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学的每个理论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不是取决于理论的逻辑本身，而是取决于该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何谓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发生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或问题。解释那个现象或解决那个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提出那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就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大师。

在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它是当时欧洲最大、最发达的国家，并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英国那时出现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是对世界影响最大、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移至美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发生在美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就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或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还在学校读书时，当时国际上常用一个比喻——“只要美国的经济打喷嚏，其它国家的经济就要患重感冒”。由于在从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找出背后的决定因素以构建其因果逻辑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因此绝大多数的世界级经济学大师也就出现在位居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

对于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而言，当你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时，正是中国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的两倍、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五倍或是印度的四倍以上。届时，中国就是世界经济中心。中国发生的经济现象或问题自然就是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现象或问题。在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国经济学人同样“近水楼台先得月”，将有许许多多机会引领国际经济学理论的新思潮。

这是大时代赋予你们的机遇。

第七代知识分子如何抓住机遇，不负使命？

抓住时代机遇，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当务之急是要改变当下学习和做研究的方式。

我当学生时，抱着向西天取经的心态去学习，相信你们现在也还是这样。中国知识分子希望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祖国追赶上发达国家，于是我们去学习和研究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道理，并希望利用那些道理来改变祖国的现状。

作为学生，我们学习了最前沿的理论并努力记住那些知识点，这是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普遍使用的学习方式。作为经济学人，我们拿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或问题，或是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发达国家的理论，这是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习惯用的研究方式。

我们学习和研究理论的目的是要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我们惯用的学习和研究方式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发表论文，但它能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吗？

当下，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900年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是当时世界的八个列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奥匈帝国。当时这八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50.4%。到2000年，组成“八国集团”的最发达工业化国家变成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前的奥匈帝国在一战后解体成奥地利和匈牙利退出了列强的行列，其地位被加拿大所取代。此时“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47%。可见，世界上最强大的八个工业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在整个20世纪基本未变，由于经济的强盛，它们一直都在主宰世界。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经下降到34.7%，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它们失去了主导世界的能力，世界格局由此发生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过去应对这样的危机只需八国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会讨论，现在则需要“20国集团”领导人共同决定。

整个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为民族复兴而努力。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然而到21世纪初期，“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仅仅从50.4%下降到47%，这意味着世界上其余国家虽然很努力，但经济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仅仅增加了3.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如果把人口算进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是下降的。发展中国家的历代知识分子为实现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虔诚地向西天取经，但结果不但没有赶上发达国家，而且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不断扩大。

在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尽管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但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去实践能够获得成功。

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长期地陷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能够摆脱这些陷阱的国家非常少。少数几个摆脱这些陷阱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在发展中推行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一般是错误的。

任何理论作为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必然由理论提出者经过抽象和舍象两个过程来构建。理论提出者从其所处国家成千上万的社会经济变量中找出关键性的变量，并保留在理论中作为因变量，来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同时舍象其它非关键性变量，即对其它非关键性变量存而不论。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就成了这个理论的暗含前提或控制论的状态变量。而这些被一个理论舍象的社会经济变量若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原来的理论就失掉了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从而被一个新的理论所取代。

任何理论的适用性都取决于理论的前提和暗含前提是否一致或相似，英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在发达国家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但当这些理论拿到中国是否还能适用？中国和英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产业、技术和各种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存在内生差异，运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时，难免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问题，也难免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被称为世界奇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存在的问题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然而，中国的成功和问题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些道理揭示出来就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创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还会有许多新的经验和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仍然需要有抓住其背后因果机制的新理论来解释和解决。

中国经济学界若能在做研究、写论文时把握住中国经济结构和扭曲的两个内生性，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各种经验、现象、问题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就能产生许多和现有主流理论不同的新理论、新观点。而当我们能够解释中国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时，这个理论就是最重要的理论。

除中国以外，那些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也应该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体量较小，所以总结它们经验的理论在国际上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中国的体量大，总结中国的经验，就如同19、20世纪初总结英国的经验、二战以后总结美国的经验一样，可以引领全世界的理论思潮。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从亚当·斯密到现在，一直都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来自于中国的理论，作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会比发达国家的理论更具适用性。

结语

中国第七代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重大。你们生于中国发展最好的时代，是最接近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有赖于在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时实现。

不过，要完成这个目标并不是没有前提条件。中国有句话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事越接近成功越困难，越要更认真地对待。我们越是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越要面对更多、更艰巨的挑战，尤其是当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来自我国的、能够揭示其因果机制的理论的指引。

作为鸦片战争后第七代知识分子中的经济学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你们根据中国的实际经验、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创新来指引，这样的理论也能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引领世界经济学的理论思潮。这是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和机遇，这样的理论创新还可以帮助占世界人口60%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实现和我们共同的追赶发达国家的梦想。

我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会在你们第七代知识分子年富力强的年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