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司马光告诉人们：“《家范》比《资治通鉴》更重要，因为家风是世风之基”。
千年来，我国共出版家风类专著120多部，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宋代朱熹《家训》、晚清曾国藩《家书》……历史表明：“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早教利功倍
《颜氏家训》曰：“人生幼小，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康熙《庭训格言》亦重早教曰：“谕教宜早，弗敢辞劳”。
东汉《国家兴亡与家庭门风》亦倡早教，周朝统治800年，历史最长，倡导从胎教开始传王位，太后听美乐、忌酸辣和五味，命三官师教太子，成就了周成王。
立志以成事
曾国藩《家书》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其家书家教中，立志之论甚多，强调立志之后，据此求过，自律自勉。
曾国藩亦以治惰立志教子，《家书》曰：“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一处弛则百处懈”“惰则弛缓”“勤则医惰”，百种弊端，皆由惰生。
《颜氏家训》亦倡立志教育：“修身齐家，为学治世”。
立德遗子孙
朱熹《家训》曰：“有德者虽年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虽年高于我，我必远之。”朱熹重视道德修身如同“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不可不慎哉！”
司马光《温公家范》亦重德：“贤者居世，以德自显”。
历史上的林家重德，亦善于教育后代。
林氏后代4人履职宰相，3000人成为进士，皇帝亲自主持殿试201次，林家榜上有名183次，“无林不开榜，开榜必有林”成为家风典范。
后来的《林则徐家训》注重立价值取向之德：“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增其过”。
训俭以示子
司马光《训俭示康》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给司马康的诫子训，说明“俭”和“侈”的必然性，“俭能立名，侈必自败”。
诸葛亮《诫子书》亦崇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尚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忠孝以立身
苏轼十岁读《汉书》，慕范滂为忠献身，“范滂对母说：‘儿忠孝不全’，范母说：‘我为儿骄傲’”。
苏轼问母，若我像范滂，您若何？苏母曰：“你成范滂，我即范母。”
《林氏家训家规》亦强调忠孝：“孝始于事亲，终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为大孝”“孝为立身大本。若不孝于亲则不能忠于国；必反为社会之蠹虫”。
督学以立本
《列女传·母仪》曰：“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昔孟母，择邻处”“昔孟母扞动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蒙学之冠、督学教子、母教之范。
《颜氏家训》亦有督学名典曰：“若能常保书百卷、千载终不为小人。”告诫子孙“不可骄逸怠惰，整齐门内，门风不坠”。
《颜氏家训·勉学》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烹豕以立信
《韩非子》载：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特与婴儿戏耳。”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说的是曾参妻携子到市场，其子啼哭，母说归后为子杀猪。
归后，见曾参正要捕猪杀之，妻止之，说与儿戏言，曾参认为不能失信于子，终杀猪以取信。
考山求严实
苏轼着《石钟山记》前，为了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携儿子苏迈到实地考察，写出了传颂千古的美文。
苏轼父子考山喻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与严实相悖！
垂范敕“二代”
《帝范》“求贤、审官、纳谏、崇俭、赏罚、崇文”等十二篇，“帝王之大纲也”，教育太子为君之道，以身垂范，“安危兴废，咸在此焉”。
汉高祖刘邦《手敕太子》亦是写给“二代”刘盈的敕书：“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刘邦敕“二代”，学范读书用贤治天下。
“宗法”警后世
《包拯家训》载宗法：“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刊石，立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亦称开除家籍。
包拯的子孙一直未辱没祖宗，其子包绶、其孙包永年等都居官清正，留有廉声。
千年家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于家这是风范，于国即是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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